陈徒手 | 北京外国工业展览会的台前幕后（下）

陈徒手，1982年2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现任《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著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学》《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等。

（续上期）

六

在中外贸易渠道不够顺畅、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外国展览会往往会起一种补缺补漏的重要作用，让中方企业、科研机构在困难之中有所倚靠，给经济运转注入一股适时的润滑剂。

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承担“噪声允许标准和控制技术及普成型声级计的研究”的国家级任务，曾在1975年申请进口西德产的测听计，这是制订噪声标准的重要仪器。委托机械进出口公司对外进行谈判，不知何故迟迟未能到货，却在西德展览会上见到这台渴盼的测听计，只不过展览会的厂商报价为5000美元，比原来谈判的进口价高2000美元。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急迫之下给上级写报告，要求增补费用，以现价购买展览会上的现货。（见1975年9月15日《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致市科学技术局并市计委》）市计委第二天就批复同意，由市外贸局经手处理。

八宝山砂石厂为北京重要的砂石生产企业，主体设备L952挖掘机是西德产品，在五六十年代之际进口的，但西德这款机器早已在1963年停止生产。使用十几年后，该机的大齿圈已磨损严重，生产能力大大下降，急需大修，需要进口配件9006大齿圈一件（售价8400美元）、9216平齿轮三体（售价3300美元）。与西德厂方联系，他们来信称，目前只剩一个大齿圈和三个平齿轮了，以后不再生产此类备件。但由于距离和体制的问题，双方沟通并不畅快，外汇上又被卡了一道，因此始终未得解决。（见1975年9月20日《八宝山砂石厂革委会致建材局设备处》）

恰巧西德展览会上一商人手中现有此配件存货，并答应价格可压低百分之三十。砂石厂、建材局闻讯后兴奋异常，火速向市计委说明情况，希望立即拨出外汇。市计委认可企业的说法，觉得大齿圈“确需更换”，批复道：“当前外汇虽紧，但这台设备无论如何明年也要买零件，因此拟同意他们用汇12200美元，购买这几个零件”。厂家想不到，前面遭遇的波折虽多，却在西德展览会就近购入期盼已久的配件，市计委利索地做出“同意补汇”的决定。

1975年时，市计委对本市各单位进口急需的生产、科研设备还是比较通融，承诺较多，帮助的力度要远远超过以往。11月在北京举办规模不小的日本展览会，在各省市纷纷争抢的情况下，北京市计委初步筛选后，对国内缺乏的尖端产品仍持高热度的引进态度，开出的展品留购的报单额度高达21万美元，单子上列有稀土研究所急需的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机械局的数控装置样机、纺织局的色差计算机、仪表局的复印机样机、卫生局的医疗器械、汽车修理公司为外宾服务的仪器和洗车机，劳动局的计算机等，计委向上级解释说，“这些都是当前急需的关键样机和应用的仪器，如能争取到对科研和提高产品质量都有一定作用”。（见1975年11月19日《市计委财贸物价处致万一同志》）市计委甚至还放话，如果展品“对改革技术、发展生产有用”，属于各地都要争抢的东西，一时争取购买展品比较困难，“实在不行就转为订货解决”。

最为有趣的是，北京展览馆担负各国来华举办工业展览会的任务，1974年后欧美各国竞相发展集装箱运输，使得展览会上大件搬运任务非常繁重，而北京展览馆竟无二十吨以上的吊车，装卸各国工业展的展品集装箱时常一筹莫展。1975年11月，通过海运，日本展览会带来一台K-300A型三十吨吊车，置放在展台上格外亮眼。北京展览馆向市计委央求：“（因无大吊车）对接待各国工展很感困难，日本吊车很适合装卸这种大件使用，为了更好地完成接待任务，希望能将这台吊车分配给我馆。”（见1975年11月25日《市计委致国家计委信函》）北京展览馆巧妙地用了“分配”两字，试图逃脱“付款”的责任，这让外汇亏空的市计委颇感棘手，只好转向国家计委叫苦：“因为购买这台吊车需外汇八万五千美元，因预拨我市的一九七六年地方外汇已全部用于购买工农业生产急需的原材料，现再无余力支付。”

如果不解决三十吨吊车的难题，北京展览馆将无法承受接踵而至的各国展览会的装卸任务，必然影响到国家的正面形象，沿着这样的政治思路，全年外汇额度已用完的市计委把“球”踢到国家计委，变相逼迫国家计委付款买下这台大型吊车。

七

当时中外贸易的渠道窄小，广交会是文革前后唯一的交易平台，到了1973、74年才有了举办外国展览会这样的政府行为，稍稍把与外界联系、观察的窗口开得更大一些。应该看到，当年除了官方的各个品种进出品公司主营外贸外，不允许国家企业、部门与外界直接发生贸易联系，企业和部门在国际商海的扑腾能力受到很大制约。

总有一些企业和活跃分子试图在广交会、外国展览会、进出口公司之外，找到适宜、合法的购买外国产品的灵活途径，但政治风险颇大，手续繁琐，需要很强的官方保护背景，稍有不慎，就会给当事人带来不少麻烦，总不像广交会、外国展览会那么稳妥、可靠。

按照外贸部规定，所有国内单位不允携带外汇去国外买东西，但可通过进出口公司办理。1975年9月，市建工局受邀参加中国驻日使馆筹建工作考察组，在东京实地研究建造使馆的技术问题。考察组出发前，萌生一个大胆的念头，就是想在参观期间碰到我们国家没有的日本小型手持电动建筑工具，买些样品样机带回来仿制，“借这个机会吸收一些资本主义对我们有用的新技术”。（见1975年9月11日《北京建工局任子玉致市建委李瑞环、市计委万一信函 》）市建工局向外交部提出怎么解决，外交部答复只要市里给你们外汇，而且是少量的样品样机（指每种只能定一个），我们可以帮助运回。如果买的多或者买大型机械，则必须经过外贸部门，不准自行购买。建工局再问美金怎样汇到日本，外交部答复交给外交部总务司就可汇到日本。刚刚上任不久的市建委副主任的李瑞环在报告上用铅笔批道：“很需要买些小型样品工具，解剖仿制。如外交部答应给运回，我意还是带点外汇，请万一同志协助。”市计委副主任万一同意“拨付外汇5000美元，请建工局同志节约使用”，此笔外汇直接汇给中国驻日使馆，由市外贸局协助办理拨汇及汇兑等事宜。（见1975年9月29日《市计委致市外贸局》）

经过层层批准，赴日建馆考察组成员到达东京后，寻找出空闲时间，携带五千美元现金，在几个五金店选购合适的小型手持电动工具，工具柜的展品琳琅满目，功能齐全，效果各异，其灵巧和高效令考察组成员惊喜交集，只能在众多好工具、适宜价格之间来回掂量，只恨带来的钱款太少。一旦走到境外，去工业展览会之外的更宽广的国外实地考察，才会切身体会到自己的技艺、工具的差劣程度。日本建筑业的工具革新效应和人们聪明才智的发挥方式，给来自北京的中国建工专家留下至深的印象。

1974年以后，中外交流格局发生明显的变化，原来僵化的对外体制有了松动的缝隙。一方面各国展览会先后在北京举办，现场展品实物最让中方官员、技术人员解渴解惑，一下子拉近与国外先进产品的接触距离；另一方面，中方各级经济层面的官员有机会走出去访问，眼界变得宽阔，对工业发展现状的认知能力在增强，对于购买何种国外产品能促使自己企业升级换代也做到心中有数。

八

1974年北京市引进设备仪器的进度加快，外汇额度也相应增加不少，领导拍板的力度也大大增强。1974年进口的仪器价格相当昂贵，但市计委批复较快，譬如有工程设计用电子计算机一台11.3万美元、微量分析用质谱计一台13万美元、农机修理用淬火压床和伞凿轮铣床各一台（共7万美元）、市场配镜用散光轮细磨机一套6台（共6.7万美元）、实验室用基础设备各种分光光度计等18台（共29.2万美元）、挤压铝合金型材的高压泵2台（共7.4万美元）、军工用万能工具显微镜一台3.4万美元等，另外还购进各种轴承47，278套。

到了1975年，北京市设备类的进口共安排安排142.2万美元，占进口计划总额的14%，市计委确定“这一类物资都是国内暂时不产而大量迫切需要的”，都是为了解决北京发展中遇到的大难题。譬如市规划局急需准确的全市地图资料，如果利用人工测量，按照现有设备要两年多才能测完，但使用世界先进的航测资料直接制图技术，时间会缩短，质量有保证，因此必须进口一台航测制图仪，用汇23万美元；硬铝合金制品是当年稀缺的短线产品，市冶金局决心攻克这个难关，生产硬铝合金制品的程序中必须具备一台800吨油压机，用汇18万美元；那几年间，北京开始尝试建设立体交通工程，学习外国经验，由现场浇注混凝土大梁改为预制构件，每个工程即可节约一千多立方米木材，但预制构件太重，超出施工队的现有机械能力，急需解决40吨汽车吊两台，用汇12万美元。（见市计委财贸物价处1975年4月4日致彭城、伯平并寿山、王磊《关于本市一九七五年地方外汇进口计划初步安排意见的报告》）另外，有的单位单独报了一些设备，如磨眼镜片设备三套、木材单面刨切机一台、螺旋伞齿轮铣床二台等，都说是“市场和工农业生产急需”。

新建的北京饭店大楼成了首都新地标，里面的服务设施也尽力更新，中央高层也指示尽量满足饭店方面的诸多要求。光是进口一套洗衣设备就需外汇28.5万美元，市计委无力拨全款，只能向国家计委请示拨给这笔专项进口洗衣设备的费用，国家计委劝说先由地方外汇补足，答应“将来视国家外汇情况，适当给北京市增拨一些”。因此市计委只能在年度计划内列入了洗衣设备20万美元。

市计委那几年收到国家拨给的外汇额度依旧是全年1100万美元，原材料类需花费599.3万美元，占进口计划总额的60%，主要有钢材6000多吨（其中薄板占5600吨）、钛白粉300吨、橡胶（包括乳胶）300吨、纸浆400吨和各种塑、染料、中西药等。由于国际市场价格猛涨，原材料的进口压力骤增，1975年只能压缩钢材四千多吨，想“挤出”100万美元购买设备仪器类，但市计委一再抱怨，“已经很难挤得出来了”。

1975年10月间，市计委召开计划汇报会，会上各单位都在反映明年工业生产上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原料不足，特别是钢材不足。原来北京市还可拿大钢锭去外地加工，1976年这条路也断了，钢材品种上尤其短缺，自给率只能达到百分之三十左右。市计委领导在会上感慨而道：“除了用地方外汇搞一点进口以外，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为了解决明年设备维护维修和部分轻工市场产品的需要，只能用地方外汇多进口一点稀缺的钢材。”从原料来源看，1976年的轻工缺口也很大，各种塑料、染料、化工原料都不足，生产手表的宝石轴承还差三百多万粒（十万只手表的用量），轻工部还不能给配套供应。沉重压力之下，市计委只能下决心压缩设备和仪器仪表以及零配件的进口，扩大原材料进口所占的比重。市计委仍向市属单位一再告诫：“属于国家计划分配的物资如铜、铝，虽然缺口很大，但这些物资的缺口，地方外汇是包不起的，仍应向国家申请供应。”

在那个处处有国家计划经济那只手的年代，市计委承担的责任最为重大和敏感，事关经济大局，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引发连锁的不良反应。市计委领导在会上多次谈及谋划中的为难之处，求得各单位的谅解和理解：“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历年来原材料所占比重是逐年加大的，一九七五年已占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五，700多万美元，设备、仪器仪表和零配件各占百分之十强，共约300万美元。按明年增加进口钢材400吨，手表宝石轴承350万粒和部分化工原料计算，需多安排120多万美元，原材料类的总额将达800多万美元。这样，用来购买设备、仪器仪表和零配件的外汇就只有200多万美元了，比一九七五年减少三分之一。这是下半年进口计划的安排中一个突出的矛盾问题。但从明年工农业生产和轻工市场的需要来看暂时也只能这样安排了。”（见市计委财贸物价处1975年10月6日《关于北京市一九七六年地方外汇进口计划安排情况的报告》）

但是，鉴于生产的迫切性，市计委预料“市革委会各口的同志还会来交换意见”，基层企业总希望市里对于建筑施工、科技研究、医疗卫生、公安器材等各单位的急需物资，还得重点予以安排。

有一些特殊需要，市计委承诺继续给予支持，如第二服务局的冲洗药还必须保证供应，因为中方规定来华访问的外国人带来的彩色胶卷必须冲洗后，才允许携出国外。这样冲洗药品的进口就得充分保障，按需要数量安排在计划内。

市物资局提出进口600吨电石，要用外汇12万美元。市计委衡量再三，最终没有安排在进口计划内，但是市计委也明白“电石的需要是千家万户，短缺以后影响面确实很大”，只能向市革委会建议，“从本市生产的电石中，无论如何多挤出600吨来解决生产和设备维修的迫切需要”。（见市计委财贸物价处1975年10月6日《关于北京市一九七六年地方外汇进口计划安排情况的报告》）“挤出”这两字时常出现在市计委的文件、领导人讲话中，可以见出他们在异常困境中，安排进口指标时那种四处周旋、经常安抚、时而强硬的工作状态。

从这样外贸交流的大背景中，从国家外汇拮据的处境中，我们才能充分看到外国展览会在京举办的不一般的意义，踌躇之中打开面对世界的一道狭窄闸口，外界也有机会向中国展示技术诱惑的一道道风景线。到了1975年，很多中方厂家负责人及技术人员已经对外国展览会定期定向地期待，他们能从容说出各国展品技术上、价格上的优劣，并通过仿制、引用来加大自己产品改进的力度，由此推进大量先进的设备投入。在那个时段，一直在低水平徘徊的中国工业生产终于有了质的进步，各个与之相关的企业受益非浅，从中得到莫大的技术好处。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随着一连串外国展览会顺利举办，外国厂商对华友好热情的态度，中方企业得益甚多，获利颇丰，高层防护戒备的心理随之大大降低，对经济领域的事务更加放手。1974、75年间中央允许一些重要地区自行开立口岸，在产品进口方面可以直接对外谈判，给基层单位的申购工作提供诸多便利，因此订货进口比例大大高于往年。

最重要的是，新建的或有实力的科研、生产单位所需的基础性仪器，大多从外国展览会或进出品公司得到有用的信息和线索，逐渐构建与外国企业同步的技术序列。例如市计委在大会上公开承认，大规模集成电路会战用的测试设备、生产C级轴承测定精度的园度仪，就是直接从英国工业展览会购进的展品。二轻局计量站的光学分度头、纺织局的条干均匀波谱仪、公用局、农林局的荧光分光光度计和紫外分光光度计等仪器，也都是在外国展览会上与外国厂商咨询后看中的目标。

面对整个吃紧的外贸形势，还是有令高层不满意之处，就是觉得进口的物品有些过滥，除历年必须进口的薄钢板，各种塑料、乳胶、染料、中西药等各种原材料之外，还安排有制眼镜设备、洗衣设备、修理拖拉机用零件制造设备、种畜人工授精设备等。一份市计委呈送上级的报表详细显示出大致状况，1975年北京市以“补充国家分配的不足”为由，安排在计划内的主要进口物资有钢材6600吨（烟筒、汽车、维修等用），十二烷基苯100吨和三聚磷酸钠150吨（洗衣粉用），双氧水400吨（纺织和市场供应），钛白粉200吨（油漆、搪瓷、橡胶）各种塑料600吨（主要是市场小商品），橡胶和乳胶500吨（市场商品和汽车配套），ABS树脂和其他工程塑料114吨（电冰箱、自来水表等使用），西药10万美元，中药20万美元，手表宝石轴承350万粒（10万只手表配套）染料17万美元，化学试剂及原料15万美元，轴承9.7万套（水利、交通运输、设备维修、汽车配套）。（见市计委财贸物价处1975年10月6日《关于北京市一九七六年地方外汇进口计划安排情况的报告》）另外还安排了四万美元的农药，甚至生产香肠用的肉果（特需）也得进口。

上层领导觉得进口这些基础性的原料物品，居然占用百分之七八十的外汇额度，颇为恼火，后来重新打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旗号，提出“严加限制”的精神：“进口国内不产或稀缺的原材料，要密切结合生产计划，可进可不进的，坚决不进。”（见1975年8月21日市计委《关于编制一九七六年地方外汇进口计划的通知》）进而又提出：“对进口样机要严加控制，能进口部分零件解决问题的，就不要进口整机。对以往进口设备、仪器所需零配件，要力争自己修配，逐渐减少进口数量。”领导层的意愿只能是政治正确，一触及到现实生产的安排，在原材料方面几年来似乎难有大改观，中方产品的薄弱环节、质量差劣显露无遗，还得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类的物品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否则正常的生产运转都无法保证。1975年底，北京市计委在安排1976年地方外汇进口计划时，还是无奈承认“这些原材料大多数是维持1975年进口水平或略有增加”。

在年年外汇紧张的情形下，各单位死死盯着外汇指标，以诸多理由申购，指望市计委能对自己“网开一面”，给予特殊照顾。市计委焦头烂额之中，还在年度地方外汇额度一千多万美元中悄悄扣出几十万，做为特殊“小金库”。譬如1975年4月留出96万美元外汇，拟用购买本年度各国来华展览会的展品和领导临时批示的进口。1975年10月拟安排15万美元，准备在11月份日本工业展览会时购买一些科研、试剂的样机，还藏有一笔65万美元，打算在明年的展览会买展品之用。这就表明，在市计委的心目中外国展览会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外国展览会能为中方企业补强增能，每次都是不虚此行，不负重望，对企业的发展起了有效的润滑、支撑作用。

不用跨山涉海，避开意识形态的藩篱，就近参观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展览，现场利用实物解剖构件，竟然顺利搞定若干个最重要的技术难题，最后动用国家外汇买下先进展品，用于仿造、测试和生产，使自己的产品改善缺陷，竭尽可能地升级换代。在七十年代高度的闭关锁国状态下，中国企业利用外国展览会形成了一条独特、狭窄的发展途径，在有限的展览空间中找到有利于自己技术改造的门路，这是文革期间的奇葩图景之一。（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