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之美：李泽厚《美的历程》（二）

先读“盛唐之音”这一章：

“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们相似，直到玄宗时的李白，依然是“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上韩荆州书》）一副强横乱闯甚至带点无赖气的豪迈风度，仍跃然纸上，这决不是宋代以后那种文弱书生或谦谦君子。”

这是朴素强健的汉、魏晋的自由放浪，加上自信异常的隋唐浇灌出来的力度。读初、盛唐时期的文字与边塞诗歌：

1.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上韩荆州书》 李白
2.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岑参
3.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凉州词二首 · 其一》 王翰
4.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 王之涣

写得最好的是最后一首。楚汉浪漫、魏晋张狂、胡族交融，终于汇集在盛唐，变成华夏美的最强音，让今天的中国人读起来依然心潮澎湃。

Enjoy-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以下内容摘自 2009 年北京三联书店版。
注释：K。

楚汉浪漫主义

当理性精神在北中国节节胜利，从孔子到荀卿，从名家到法家，从铜器到建筑，从诗歌到散文…，都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突破礼仪旧制的时候，南中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绚烂鲜丽的远古传统。从《楚辞》到《山海经》，从庄周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南方之强”，在意识形态各领域，仍然弥漫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烈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

⚓中华南北文化的差异源于自然和气候，而地理气候所产生的社会精神和风俗，又强化并保存了这种差异，这些南北特色比政权、军事更为持久。如果仔细看，这种南北差异在今天依然清晰可见，北中国的城市对称规则、气势宏大，南中国则不拘一格、市井热闹。

在充满了神话想象的自然环境里，主人翁（屈原）却是这样一位执着、顽强、忧伤、怨艾、愤世嫉俗、不容于时的真理的追求者。《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由是，它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和无可比拟的典范。几千年来，能够在艺术水平上与之相比配的，可能只有散文文学《红楼梦》。

其实，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尽管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方面，“汉承秦制”，刘汉王朝基本上是承袭了秦代体制。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它的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汉起于楚地，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项羽被围，“四面皆楚歌”；刘邦衣锦还乡唱《大风》；西汉宫廷中始终是楚声作主导……，都说明这一点。楚汉文化（至少在文艺方面）一脉相承，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其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而不同于先秦北国。楚汉浪漫主义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并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又一伟大艺术传统。它是主宰两汉艺术的美学思潮。不抓住这一关键，很难真正阐明两汉艺术的根本特征。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黑格尔《美学》曾说十七世纪荷兰小画派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场景和细节——例如一些很普通的房间、器皿、人物等等作那样津津玩味的精心描述，表现了荷兰人民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热情和爱恋，对自己征服自然（海洋）的斗争的肯定和歌颂，因之在平凡中有伟大。汉代艺术对现实生活中多种多样的场合、情景、人物、对象甚至许多异常一般的东西，诸如谷仓、火灶、猪圈、鸡舍等等，也都如此大量地、严肃认真地塑造刻画，尽管有的是作明器之用以服务于死者，但也仍然反射出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只有对世间生活怀有热情和肯定，并希望这种生活继续延续和保存，才可能使其艺术对现实的一切怀有极大兴趣去描绘、去欣赏、去表现，使它们一无遗漏地、全面地、丰满地展示出来。

⚓汉代尚未真正扬起帆，但对生活细节的朴素热情清楚地留在文章和壁画上。等这股对世界本身的好奇和热情积攒到明朝，郑和会带着明初更复杂、也更健壮的中华文化远洋航行了近三十年，七万多海里；华夏有另一个版本的大航海。但可惜郑和之后，古代中国再也没有参与海上的地理大发现。

魏晋风度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

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

⚓有些观点认为，社会的制度环境对精神创造的贡献，没有社会的富裕程度重要。但如果重看魏晋艺术和哲学，和近代中国西南联大的科学艺术成就，认为富裕和稳定是构成社会审美和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或许就有些问题。社会环境和制度氛围，似乎比社会财富更能决定美的高度。

那末，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甚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奴隶社会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

而上述既定的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末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出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出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内容也仍不同于后世腐败之作。而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却正是在这种人生感叹中抒发着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它们随着不同具体时期而各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底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建安风骨的人生哀伤是与其建功立业“慷慨多气”结合交融在一起的。在“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面的，是“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企图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找寻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

⚓没有功利性的自发创造，会表现出一种未精修饰的、直接有力的美，这种时候，美似乎有高下。一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精神符号，竹林七贤是魏晋时代的精神偶像和避风港；今天是网络短剧和Labubu，充满风格，但是否称得上美，过两百年再看，或许它们最终会变成我们看古人写的唐宋传奇呢。

自曹丕确定九品中正制度以来，对人的评议正式成为社会、政治、文化谈论的中心。又由于它不再停留在东汉时代的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品评，于是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性分、能力便成了重点所在。总之，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作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们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风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必须能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貌姿容，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评价、所议论、所鼓吹的对象。从《人物志》到《世说新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特点愈来愈明显和确定。

顾恺之说，“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即是说，“传神”要靠人的眼睛，而并不靠人的形体或在干什么。眼睛才是灵魂的窗子，至于外在活动只是从属的和次要的。这种追求人的“气韵”和“风神”的美学趣味和标准，不正与前述《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评完全一致么？不正与魏晋玄学对思辨智慧的要求完全一致么？它们共同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魏晋风度。

⚓看看周围，我们所处的当代优绩主义的时代精神，能做出如此有个性的判断？当然，魏晋的格调是在极度晦暗、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人生苦短，喜乐无常。但今天物质丰盛，人人都有权追求幸福，相反我们少了物质匮乏、环境动荡带给人的“毒物兴奋效应” —— 强迫人去思考到底什么才是人在天地间最重要的东西 —— 人人看似在追求美好幸福的时代，但也可能是一个最不在乎个体才情、气质、格调的时代，因为这些特征不是高度稳定的系统会考虑的功能。现代人也不一定站在历史的巅峰吧。

书法是把这种“线的艺术”高度集中化纯粹化的艺术，为中国所独有。这也是由魏晋开始自觉的。正是魏晋时期，严正整肃、气势雄浑的汉隶变而为真、行、草、楷，中下层不知名没地位的行当，变而为门阀名士们的高妙意兴和专业所在。笔意、体势、结构、章法更为多样、丰富、错综而变化。陆机的平复帖、二王的姨母、丧乱、奉橘、鸭头丸诸帖，是今天还可看到的珍品遗迹。他们以极为优美的线条形式表现出人的种种情绪意态、风神状貌，“情驰神纵，超逸优游”，“力屈万夫，韵髙千古”，“淋漓挥洒，百态横生”，从书法上表现出来的仍然主要是那种飘逸飞扬、逸伦超群的魏晋风度。甚至在随后的石碑石雕上，也有这种不同于两汉的神清气朗的风貌反映。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兰亭序》，王羲之。

无论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或者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其中由于总藏存这种人生的忧恐、惊惧，情感实际是处在一种异常矛盾复杂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这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的深刻的一面。

陶潜和阮籍在魏晋时代分别创造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境界，一超然事外，平淡冲和；一忧愤无端，慷慨任气。它们以深刻的形态表现了魏晋风度。应该说，不是建安七子，不是何晏、王弼，不是刘琨、郭璞，不是二王、颜、谢，而是他们两个人，才真正是魏晋风度的最髙优秀代表。

佛陀世容

中国古代留传下来的主要是佛教石窟艺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流行，并成为门阀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是在频繁战乱的南北朝。北魏与南梁先后正式宣布或恢复或定为国教，是这种统治的法律标志。它历经隋唐，达到极盛时期，产生出中国化的禅宗教派而走向衰亡。它几乎与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同命运，共始终。它的石窟艺术也随着这种时代的变迁、阶级的升降和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变化发展，以自己的形象方式反映了中国民族由接受佛教而改造消化它，而最终摆脱它。清醒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华夏传统终于战胜了反理性的神秘迷狂，这是一个重要而深刻的思想意识的行程。

其实，老虎又有甚么可怜惜的呢？也硬要自愿付出生命和一切，那就不必说人世间的一般牺牲了。连所谓王子、国王都如此“自我牺牲”，那就不必说一般的老百姓了。这是统治者的自我慰安和欺骗，又是他们撒向人间的鸦片和麻药。它是一种地道的反理性的宗教迷狂，其艺术音调是激昂、狂热、紧张、粗犷的。我们今天在这早已褪掉颜色、失去本来面目的壁画图像中，从这依稀可辨的大体轮廓中，仍可以感受到那种带有刺激性的热烈迷狂的气氛和情调：山村野外的荒凉环境，活跃飘动的人兽形象，奔驰放肆的线条旋律，运动型的形体姿态……，成功地渲染和烘托出了这些迷狂的艺术主题和题材，它构成了北魏壁画的基本美学特征。

⚓没有任何东西来到这片土地，可以不改变自身的姿态就能生存其中，佛教也不例外。千年之后，中国人见神就拜，无论是儒、是道、是释，谁有用就拜谁。中国人有自己的万神殿。

除却先秦不论，中国古代社会有三大转折。这转折的起点分别为魏晋、中唐、明中叶。社会转折的变化，也鲜明地表现在整个意识形态上，包括文艺领域和美的理想。开始于中唐社会的主要变化是均田制不再实行，租庸调废止，代之缴纳货币；南北经济交流、贸易发达；科举制度确立；非身份性的世俗地主势力大增并逐步掌握或参预各级政权。在社会上，中上层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享受。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它的后期。到北宋，这一历史变化完成了。就敦煌壁画说，由中唐开始的这一转折也是很明白的。

在宗教雕塑里，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异，有各种不同的审美标准和美的理想。概括说来，大体（也只是大体）可划为三种：即魏、唐、宋。一以理想胜（魏），一以现实胜(宋），一以二者结合胜（唐）。它们的美不同。在这三种类型中，都各有其成功与失败、优秀与拙劣的作品（并且三种有时也不能截然划分）。随着今天人们爱好的不同，也可以各有选择和偏好。作为类型（不是个别作品），本文作者比较推崇第一种，因为它比较充分地运用了雕塑这门艺术的种类特性：以静态人体的大致轮廓，表达出高度概括性的令人景仰的对象和理想。

盛唐之音

这条道路首先似乎是边塞军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诗）从高门到寒士，从上层到市井，在初唐东征西讨、大破突厥、战败吐蕃、招安回纥的“天可汗”（太宗）时代里，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文人也出入边塞，习武知兵。初、盛唐的著名诗人们很少没有亲历过大漠苦寒、兵刀弓马的生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们相似，直到玄宗时的李白，依然是“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上韩荆州书》）一副强横乱闯甚至带点无赖气的豪迈风度，仍跃然纸上，这决不是宋代以后那种文弱书生或谦谦君子。

对外是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国内则是相对的安定和统一。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溶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另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会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至各种宗教。“胡酒”“胡姬”“胡帽”“胡乐”……，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溶合。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框框，突破传统，这就是产生文艺上所谓“盛唐之音”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

⚓很容易想起今天的纽约，天街上拴着骆驼，香料四溢，生机勃勃，乱七八糟。唐长安就是今天纽约的样子，只是不同时期的技术和文化有异。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春江花月夜》）

多么漂亮、流畅、优美、轻快哟！……闻一多再三赞不绝口：“更敻绝的宇宙意识！(xiòng, 意为辽远) 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他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的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满足了”，“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是初唐的顶峰，经由以王勃为典型代表的“四杰”，就要向更高的盛唐峰巅攀登了。于是，尚未涉世的这种少年空灵的感伤，化而为壮志满怀要求建功立业的具体歌唱……

“四杰”之后，便迎来了现实生活的五彩缤纷，展现了盛唐之音的鲜花怒放。它首先是由陈子昂著名的四句诗喊出来：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写这首诗的时候是满腹牢骚、一腔愤慨的，但它所表达的却是开创者的高蹈胸怀，一种积极进取、得风气先的伟大孤独感。它豪壮而并不悲痛。同样，像孟浩然的《春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尽管伤春惜花，但所展现的，却仍然是一幅愉快美丽的春晨图画，它清新活泼而并不低沉哀婉。这就是盛唐之音。

⚓把电视剧关掉，出声诵读这些诗句，感受它们抑扬顿挫的音律带来的直接冲击，从这些初、盛唐的诗句，不难听出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

豪迈，勇敢，一往无前！即使是艰苦战争，也壮丽无比。即使是出征、远戍，也爽朗明快：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个人、民族、阶级、国家在欣欣向荣的上升阶段的社会氛围中，盛极一时的边塞诗是构成盛唐之音一个基本的内容和方面，它在中国诗史上确乎是前无古人的。

江山如此多娇！壮丽动荡的一面为边塞诗派占有，优美宁静的一面则由所谓田园诗派写出。像上面孟浩然的《春晓》是如此，特别是王维的辋川名句：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忠实、客观、简洁，如此天衣无缝而有哲理深意，如此幽静之极却又生趣盎然，写自然如此之美，在古今中外所有诗作中，恐怕也数一数二。它优美、明朗、健康，同样是典型的盛唐之音。

盛唐艺术在这里奏出了最强音。痛快淋漓，天才极致，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创造，却都是这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这是不可预计的情感抒发，不可模仿的节奏音调……。

⚓李泽厚文字充满韵律，他在用盛唐的节奏写盛唐之音。

盛唐之音在诗歌上的顶峰当然应推李白，无论从内容或形式，都如此。因为这里不只是一般的青春、边塞、江山、美景，而是笑傲王侯，蔑视世俗，不满现实，指斥人生，饮酒赋诗，纵情欢乐。“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以及贵妃磨墨，力士脱靴的传说故事，都更深刻反映着前述那整个一代初露头角的知识分子的情感、要求和想望：他们要求突破各种传统约束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进入社会上层……，他们抱负满怀，纵情欢乐，傲岸不驯，恣意反抗……。而所有这些，又恰恰只有当他们这个阶级在走上坡路，整个社会处于欣欣向荣并无束缚的历史时期中才可能存在。

书法和诗歌却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再现的髙峰，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其中与盛唐之音若合符契、共同体现出盛唐时代风貌的是草书，又特别是狂草。

不只是张旭狂草，这是当时整个书法的时代风貌。《宣和书谱》便说贺知章“草隶佳处，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一切都是浪漫的，创造的，天才的，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变为抒情，一切自然、世事的物质存在都变而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程……。然而，这不正是音乐么？是的，盛唐诗歌和书法其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

盛唐本来就是一个音乐高潮。当时传入的各种异国曲调和乐器，如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等等，溶合传统的“雅乐”“古乐”，出现了许多新创造。从宫廷到市井，从中原到边疆，从太宗的“秦王破阵”到玄宗的“霓裳羽衣”，从急骤强烈的跳动到徐歌慢舞的轻盈……，正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心理的写照。

杜诗、颜字、韩文是至今影响仍然广泛深远的艺术规范。这如同魏晋时期曹植的诗、二王的字以及由汉赋变来的骈文，成为前期封建社会的楷模典范，作为正统，一直影响到晚唐北宋一样。……

苏轼认为杜诗颜字韩文是“集大成者”。又说，“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李广是用兵如神，却无兵法；孙、吴则是有兵法可遵循的。李白、张旭等人属于无法可循的一类，杜诗、韩文、颜字属于有法可依的一类。后者提供了后世人们长久学习、遵循、模拟、仿效的美的范本。

从而，美的整个风貌就大不一样了。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不可捉摸，那种超群轶伦、高华雅逸的贵族气派，让位于更为平易近人、更为通俗易懂、更为工整规矩的世俗风度。

⚓后世把杜甫诗、颜真卿书和韩愈文章作为楷模，不只因为他们和张旭、李白这类浑然天成的天才相比，更“有迹可循”，还因为他们代表的儒家忠义淳朴的传统品质。在华夏审美中，一个人的行为品格明确地影响着所创造的艺术。宋宗室赵孟頫的书法成就堪称一流，但宋亡后赵孟頫在元朝做官，被明清文人瞧不起。时过境迁，社会环境变化，审美也在变化。宋元的国仇家恨已不复存在，今天中国人依然可以纯粹地欣赏赵孟頫的书法。⚓李白的青春飘逸、浪漫不羁，杜甫的沉郁顿挫、刚正深沉。杜甫（712—770）比李白（701—762）小十一岁，两个盛唐时代登峰造极的诗人，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风格。两人仅相差十一岁，但一场安史之乱让盛唐由极盛转向崩裂。诗句字里行间的两种盛唐之音，蕴含的时代精神已大不相同。能在短时间内产生两种迥然不同的“有意味的形式”，社会氛围和环境对美的影响还不大吗？

下期内容：韵外之致、宋元山水、明清思潮。（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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