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汤 | 磁器口往事

姜汤，著名传媒人、作家。

算了一下，我在重庆磁器口一共生活了七年，父母说是从1957年开始。

那时候，我们一家七口人挤在离码头很近的一套小房里。房子现在还在，但已经很旧很旧了，岀门爬几步石梯坎儿，就可以看见现在很牛气的宝轮寺大门。

当时宝轮寺没有大门和气派的石梯，只有坡上面一座破旧的大殿。当年大门处是卸货的绞车道，人们从河边将粮食通过绞车拉到大殿旁的一座粮仓里。小学一位同学就住在粮库里面，可惜他的名字我已经忘了。

宝轮寺大殿里面有一尊破烂的大神像，都说神像屁股下面有一条暗道，可以通到河边。我们几个小伙伴经常围着神像转圈，试图找到那个神秘的洞口，然后爬进去再从河边溜出来。

我们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洞口，但暗道的传说一直深深地留在我脑海里，也成了挥之不去的少年记忆。

我在磁器口小学从一年级读到四年级，现在只朦胧地记得教室的样子和校园中有一些树木的印象。老师叫什么名字已记不得了，同学中也只记得一个当班长的女同学叫吕锦蓉。我曾在放学时为了多看她几眼，假装自然地尾随，远远地跟着她。然后从相反方向的高石坎，绕很长的路返回码头边的家。

整个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全家在磁器口度过。那时父母都是重庆水运公司磁器口站的炊事员，现在想起他们做的饭菜仍然还是十分地香。

最困难的1960年，磁器口街上出现了不少“抓筋”，其实就是一些饿得抢东西吃的乞丐。这些人非常可怜，他们骨瘦如柴、衣不遮体、蓬头垢面，眼神除了搜索食物有光外，总呈现出一种熄灭的样子。只要一看见食物，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抢，那种抢是纯生理反应，完全不受理性或道德的约束。抢走别人手里的食物，同时也换来被抢者疯狂的辱骂与往死里乱打的拳头。

我亲眼见过一次“抓筋”的死亡，现在都历历在目。每当想起，内心总会有难受的颤抖与感叹。

那是我刚上小学不久，一个秋日不上学的上午，饿得不行的我吃了一阵自己流岀的带着咸味的鼻涕，仍然很饿。于是，我捏着父母给的很珍贵的几分钱出了门，准备去买点什么吃。

刚走到磁器口正码头拐弯处，就看见一个“抓筋”猛然冲向一家小食店。小食店门口围有一大群人，正乱挤在那里等着买刚刚蒸熟的糖包子。

一个大蒸笼刚被端上门口的大桌，热气腾腾的蒸笼盖一揭开，“抓筋”便从人缝中迅速挤冲到蒸笼前，双手不顾一切地抓了好些滚烫的包子，扭头就跑。他一边往外跑，一边往嘴里猛塞包子。店员追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根木棍。还没等店员靠近，“抓筋”便倒在地上不停翻滚，嘴里不断发出很恐怖的惨叫声，手上的包子散落一地。

店员不敢靠近，只是很快去捡落在地上的包子。包子仍然很烫，他将棍子夹在腋下，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地倒腾着包子，随后索性将衣角牵起，把地上的包子一个个捡了进去。

“抓筋”翻滚了一阵就不动了，围观的人也渐渐散开。

包子店门前很快又恢复了原样，依然又围着很多人在乱挤。买到包子的人高兴地走了，没买到的仍在那里手举着钱乱挤，又高声大嚷：该我了！该我了！

已经没有人再去关注倒在地上不动的“抓筋”，他是谁，叫什么名字，谁是他的家人，直到今天也许仍旧没有人知道。

我站在那里也很麻木，看着这一切，什么感觉也没有。没有恐惧和害怕，只是手里捏着的那几分钱被自己捏得越来越紧。

后来听说“抓筋”死了，有人说是烫死的，刚蒸熟的糖包子里面的糖温度很高，它会迅速将“抓筋”的喉咙烫起血泡，再加上滚烫的包面一起堵在喉咙，“抓筋”无法呼吸，很快就死了。

那时饿晕了倒在路边的人不少，经常都可以看见，死了以后要过很久才有人收尸。大街上的人都黄皮寡瘦，个个都像行尸走肉，倒下死了的人看起来和行走着的人也差不多。人们对死亡已习以为常，很多人甚至看着亲人在面前死去也很麻木，没有悲伤和泪水。

人在极端饥饿的状态中不会有恐惧，也不会有浪漫的情怀和丰富的情感，只有对食物的极度渴望。在这样的状态中，食物高于一切，即使食物是在凶残的恶魔手上，极饿的人一旦看见，也会扑上去抢去撕咬。哪怕他会立即死掉。

这样的饥饿绝不能重来，不管是什么原因，都绝对不能重来。

无论中国以后走向何方，我们经历的那悲惨三年（1959年至1961年），都会牢牢铭记在我心间。

我们家本来难逃厄运，但却闯了过来，可像黄姨和女杜伯伯那些人却倒下了。这样的经历影响了我，一直想去当一名厨师，理由很简单，可以接触食物。后来长大了，食物不缺了，觉得最需要的东西不是食物，而是真象。于是我努力学习，做了一个从事文化传播的人。

回想那三年，浮夸风造成人祸，差点点将我们吹向了地狱。而一只可爱的小花猪，因为它，却使我们越过了最难的困境。

1960年3月底，根据母亲的安排，继父不知从哪里给我们弄来了一只小花猪，我们叫它啰啰。

那时磁器口河边是很宽阔斜坡，一到春天满岸青草长出来，很有情调。码头上游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叫滑嘟嘴，它固执地立向河心，挡住了嘉陵江上游流下来的急水。它一挡，便让磁器口码头一带，形成了一个可以安停许多船只的回水沱。

那些年，这个回水沱像一个聚宝盆，会留下上游漂来的各种东西，当然不乏有可以吃的东西。但是，有时，也会从上游漂来一些淹死的人，人们称其为”水打棒”。

淹死的人仰面朝天的都是女人，而男人却是反过来的，面朝水里、背朝天。在滑嘟嘴岸上不远有个洞子，每次有死人漂到回水沱，船工们就会非常小心地将这些不幸者抬进洞里暂放，然后再由其他人去处理。

船工抬死人进洞的流程，第一关就需要白酒抹手，这些酒都由当时的水运公司提供。用不完的酒，按约定俗成的行规，一律留给船工们自己喝。

淹死的人，无论被淹时是否穿有衣服，被发现时基本都是裸身。这可能是因为死前被水憋得实在难受，手脚乱抓乱蹬造成的。这些不幸者浮出水面时已经发泡，太阳一晒，皮肤就会变黑，用手接触就会与死者皮肤沾在一起。手要离开尸体，死人的皮肤就会被拉掉一块。惟一的办法是在手上抹很多白酒，只要抹了酒，手去拉尸体，就不会与死者的皮肤沾在一起，当然也就不会损伤死者的皮肤。

船工有尊重淹死者的传统，因为这隐隐地显示着他们自己的宿命。每一位死者，都不能在船工自己的手上受到第二次伤害，这是一种很严格的江湖规矩，违者众人会怒喷。

我在顶替母亲刚参加工作时，曾在弹子石王家沱重庆轮渡公司修船厂码头当过搬运工。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回水沱，夏天经常会有淹死的人漂到那里，随水的流速在回水沱打转。

这时我们就会划一只小船去将死者接到岸边，以非常尊重的方式将其弄上岸，然后盖上白布。整个过程很肃穆和沉默，生怕打扰到死者的安宁。

这种风俗是怎样形成的，我当码头工和水手时，向很多前辈打听过。他们说，在民国时期，拉淹死者上岸还有更多的仪式，手上抹酒只是其中一道必须的环节。

还是来说磁器口。那时这里是船运码头，各种物质在这里中转，热闹得很。船工和码头力夫是那里的主流人群，在法律意识很淡薄的年代，虽然有各种运动强行介入人们的生活，但民国传下来的仁义礼智信，仍是当时的第一社交规矩。

我们家就在磁器口码头回水沱岸上的过街楼，推开窗就可以看到滑嘟嘴和回水沱的全景。有段时间我们住的房子出现险情，需要修整，水运公司还让我们住在一条有房间的船上生活了好几个月。

啰啰来到我家后，我的童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首先觉得有了一种要放养和保护它的责任，这使我感到自己长大了很多。

母亲为我定了放养啰啰的规定：早上不准啰啰出门，更不准啰啰上街。我可以上午将门锁上，然后到正码头玩，因为那里很多人都知道我是王三姐的幺儿。前面写的何姨、黄姨，还有一些记不起的人，他们会看着我，有时还给我一些吃的。现在想来，这也许是我没饿死的很重要的原因。

母亲还规定：下午哥哥、姐姐们放学回来后，我随哥哥将啰啰带到河边，就在回水沱一带放养它。我的任务是死盯着啰啰，绝不能丢失。哥哥的任务是在回水沱河里寻找食物，特别是有水果船到来，就游泳去捡船上丢的烂水果。

尽管母亲反复交待哥哥不能游得太远，但哥哥每次为了捡更多的水果，他总是游得很远。后来，很多饥民发现捡烂水果是活命的机会，于是游泳捡水果一度成为磁器口码头的奇观。很多不会游泳的人就站在岸边狂叫着助阵：这边！这边有两个！那边！那边又来了三个。

起初我只是将哥哥捡回的烂水果在河里洗干净，一边自己吃、一边喂啰啰。后来啰啰慢慢长大了一点，有一天它忽然自己跳进河里，游向漂着烂水果的地方，自己在水里吃了起来。

这简直太棒了！从此哥哥捡到的水果，就可以更多的补充我们家的营养。母亲有时会将清洗得很干净的水果拿些送人，这换来了很多人对我们的好。

如果静下心来想一想，每一天、甚至每件事，都是人生的十字路口，都存在着很多重新选择的机会。

从母亲决定饲养啰啰，我们全家便明显感觉到在几近绝望的困境中，突然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其实这是我们的求生欲望被调了起来，每天都会挖空心思去想：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更多吃的。

两个姐姐已经成了捡烂蚕蛹的高手，特别是小姐姐更是在捡了蚕蛹之后，还会在宽远的九石缸河滩上捡些柴回来。她们俩甚至还会冒着极大的危险，到二钢厂的渣场，去捡刚刚出炉、还热气腾腾的炭花。

哥哥依然是下河捡水果和蔬菜的主力。由于他太会游泳，而且大方，经常分些东西给捡得实在太少的孩子，慢慢他成了孩子头。

哥哥能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分东西给别人，这是我妈教育的结果。我妈经常对我们说：每个人都有困难，如果可以帮到别人，一定要帮，你们永远要记住，予人方便，其实是给自己方便。

妈妈说的很多话，直到今天还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比如她对我说过：无事小心，有事大胆。

啰啰也慢慢长大，它已经自由放养。一岀门就像一只狗狗那样跟着我，听话得很。它对友好的人非常友好，对有敌意的人却充满警惕与防备。

1960年是三年饥荒最艰难的一年，由于强迫农村征粮，很多地方家家户户连种子也没有一颗。

开春过后，农村陆续大批有人饿死。没饿死的像日本人打进来了一样，纷纷外逃，很多村子空无一人。饥民从四面八方涌向磁器囗，他们从这里中转去各地。在滞留期间，很多人成了乞丐或“抓筋”，也有些人参与下河捡东西。

那年夏天，啰啰已长得很帅，它明明是只公猪，但走路却具妖娆的女人气质：昂着头走碎步，还会突然停下来，刻意顿一下，很像今天在丅台上骄傲地扭着猫步的模特。

它很喜欢下河游泳，其实是想找吃的。本来我们已不太管它下水，但四月以后，从嘉陵江上游漂来的死人突然增多。那些淹死者从滑嘟嘴随急流下来，很快转进第一个回水沱，在那里的水面上打转转。

母亲说那块地盘是他们的，我们不能去。于是，我就带着啰啰，跟着哥哥在停靠货船的那一带活动。

那几年根本就没有自然灾害，风调雨顺，天气好得很。从现在公布的很多资料得知，灾难主要是李井泉乱执政造成的。

李井泉在反右时就制造了很多灾难和悲剧。当时他督战川大反右，学校抓了很多人，最后还差两个右派指标没抓。他问一个叫載星儒的人为何没发言？时任川大校长谢文炳说：此人出身地主，不敢说话。

李井泉说：以沉默反抗现实，他就是右派！

載星儒马上就成了右派，但还差一个指标。謝文炳以为自己曾是地下党负责人，便说：李书记，川大教授三分之二都是右派，怎么这么多？能否甄别一下？

李井泉如魔鬼般冷笑。然后轻描淡写地说：我知道还有个右派是谁了。

谢问：谁？

李井泉指着他说：就是你，而且是总右派！

当天谢文炳被撤销一切职务，全家受尽牵连。其妻、其女、其儿也惨遭迫害和折磨，最后家破人亡。

如此恐怖的人，为了讨好北京，吹牛说四川大丰收，亩产过万斤，粮食多得很。他强行抢走全川民众157亿斤保命粮，结果饿死饥民上千万！

那时，每天运到磁器口的货物非常多，但所有货物只是路过，很快又被运走。即使无数饥民面临着死亡，他们也不会留下任何一点食品。

一艘艘货船开进码头，船上货物颜色各异，梦幻般鲜艳与诱人。一框框放在船上的水果和蔬菜，像一幅幅油画搖晃在河面上，多么迷人、多么漂亮。

饥饿的人群等在河边，盼望船上的人丢出烂水果。由于捡的人太多，能捡的东西越来越少。贪吃的啰啰对这一带水域没有兴趣，它一心想到滑嘟嘴那边去。

一天下午，天气很热。我戴着一顶烂草帽，坐在岸边看哥哥有什么样的好运。啰啰挨着我睡在阳光下，睡梦中还叽叽咕噜地说些梦话。

水果船上的人躲在船尾房间里午休，哥哥在一艘船的尾舵下躲阳光，身子在水里、手抓着尾舵歇气。

突然，一个可能实在饿极了的人悄悄游近一艘水果船的船舷。他伸手将水果船上的水果框子拉翻，一件又一件被他拖进江里。

那是一框框红红的苹果，它们不断在河里散开，江面呈现出一片浮动的色彩。那是人间最美的画面，直到今天，这画面仍深藏于我心中，永远不会忘记。

岸上和水里的人同时大声乱叫，然后纷纷跳进水里，其中有些人根本不会游泳。啰啰敏捷地站起来，它很快冲向河里。我突然也傻了，跟着扑向河里，忘了我不会游泳。

非常奇怪的是，在我不顾一切扑向苹果时，居然身体没有下沉。而且随着手和脚在水里乱动，整个人还飞快地向苹果接近。当我一手抓到一个苹果时，还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游回岸边。就从那天开始，我学会了游泳。

饥民们仿佛疯了！更多人直接冲到船上，将水果一框框丢进水里，或者直接扛着往岸上跑。

一切都来得实在太得快。船上的人还没醒，局面便巳失控。不过他们迅速出来，手持棍棒追打饥民。饥民从这个船跑到挨着停靠的那个船，很快其它船上的水果和蔬菜也都开始被掀在河里。

好些船上的人团结起来，他们很快将船上的饥民赶走。然后操起篙杆，开始发疯似的狂打水里游泳捡东西的人。

正在我万分担心哥哥被打时，忽然岸上有个码头工人大声吼：不准打！再打马上把你们全部打死！

岸上所有的人大声呼应：全部打死！全部打死！

船上的人收敛了。他们将所有上岸的跳板拉到船上，示意停战。那码头工人对他们说：船工不打落水人，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

那一天，所有的人都有收获，连啰啰也吃得肚子滚圆。第二天有个老妇到码头上来哭，说是她儿子不见了，怀疑是昨天被篙杆打中淹死了。

昨天的船巳连夜卸完货开走了，她无法找到任何人。她一个人在那里哭得很伤心，那哭声绝望得很。

这时，昨天喝止船上打人的那位码头工人去安慰她，他说：大妈，你莫着急，昨天没死人，我在场。你儿子可能是跟朋友一起走了，现在外面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大钱。

他这样一说，那老妇果然不哭了。很多年以来，每每我想起这件事，就会感慨那位码头工人的善。也许那位老妇永远也没找到自己的儿子，但即使她在离开人世的最后瞬间，她都会怀揣着一丝美好的幻想和期待。

后来，我也当了码头工和水手。我的师父叫邓国安，是以前的袍哥老幺，对码头生活很熟悉与了解。我曾问他：当时磁器口那位码头工人的所为，应该怎样去理解？

他说：不怕邪恶、抚慰弱小，那就是川江的袍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