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中国】赵政焕 | 人·情·月：程多宝“月亮·月光”系列短篇小说略论

赵政焕，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房 伟，文学博士，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紫金文艺英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多项，获国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刘勰文艺理论奖，欧阳山文学奖等；在《收获》《当代》《十月》《花城》等发表长中短篇小说数十篇，有学术著作《王小波传》等7部，另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石头城》，中短篇小说集《猎舌师》《杭州鲁迅先生》巜小陶然》，长篇非虚构《太湖万物生》，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当代》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中华宝石文学奖等，现执教于苏州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载于《艺文中国》第二期

近年来，程多宝创作的“月亮·月光”系列作品，包含截至目前先后发表的20余个短篇小说。这一系列小说的创作时间横跨数年，题材涵盖了乡土、营盘与都市三个部分，却又呈现出较为统一且独特的美学特质；数篇作品被选刊转载以及获得第二届胶东文学奖等殊荣，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独立且迥异的背景跨度，故事背后却有着共情的叙事逻辑。作者以人物为叙事基点，将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作为文本推进的动力，以展现人物复杂且细腻的情感为主旨，并通过“月”这一核心的叙事装置加以呈现，编织出“人·情·月”的叙事结构。

一、回归人物心理的叙事策略

在作者笔下，各类题材更多作为文章的背景隐匿于文本之中，而叙事重心则始终聚焦于个体的心理活动，这也使其能够自由穿梭于各类跨度较大的题材之间。

在乡土叙述中，多篇小说皆以作者营造的“文学地理——稻堆山”作为叙事背景，作者却并未有意将其塑造成具有主题象征意义的地域，而是保留了其平实而琐碎的乡土原色。《月亮为什么黑着脸》（《海燕》2023年5期，下同）展现了乡村落后环境导致的无知与迷信：大人们嫉妒村子对岸——夹埂村的富裕，纷纷议论是不是家家户户都用邋遢血水罩住了“金鸡”？孩童们羡慕那边的村子常年有肉吃，是不是树上的“球”还是“楼”在作祟？事实上，两岸田地并无不同，而是夹埂村悄悄兴起了“单干”之风。然而，故事中的人物无法理解政策变更的影响，作者也并未渲染时代变化对个体的剧烈影响，只是身处其中的孩子“突然有了离家出走的念头”，想要“走得越远越好”。

与此同时，乡村农民又有质朴耿直的一面。村民们对下乡的知青充满着朴实的尊重与同情，他们不明白，“城里娃娃，怎么都一个个下乡当了知青”，“这个月摊派的插秧，他不是完成了么”，希望能给知青们腾出更多的时间来教书育人，而不是浪费在重复劳动的插秧农事（《月华如水》，《佛山文艺》2023年12期，下同）。留守妇女们思夫心切，在数次商议后最终下定决心给外出打工的丈夫们打昂贵的长途电话（《月圆一地水》，《鸭绿江》2025年5期，下同），这一幕不禁使人联想到孙犁《荷花淀》中的那群“到底有些藕断丝连”的嫂子们。《山月不知心底事》（《胶东文学》2025年8期，下同）中的外婆更是传统乡村坚韧女性的代表。她吃过的苦齐腰深，一个人艰难支撑着整个家庭，却始终带着一身金银花的清香。这份坚强被孙女莲儿看在眼里，她的心理成长成为了小说的重要线索。

营盘叙事有着相类似的结构。作者自身长期的军旅经历，使其更能够贴近原生态的营盘生活，对其细节的把控也更为细腻。军营在他的笔下已然融为生活的一部分。《家乡月》（《解放军报》2022年3月29日《长征》副刊，下同）、《月光童谣》（《当代人》2020年8期，下同）、《颤抖的月光》（《解放军文艺》2025年4期，下同）这三个短篇小说分别以不同的人物视角，通过刻画他们真实而细腻的心理细节，展现出军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精神世界。

作者笔下的都市书写，不乏对着社会现状的反讽。《月亮长毛了》（《时代文学》2023年6期，下同）中的“将军肚”住在豪华楼盘，主人公深夜为其代驾奔波，最后连代驾费都被迫“免单”了，侧面反讽了人与人的圈层差异。《扬州月》（《宝安文学》2024年4月14日，下同）中的“汪组”通过几场饭局搞定了儿子转学之事，然而饭局的钱却是走的下属的账，最后这样一个单位的副职被抓捕时却被查出贪污金额“特别巨大”，令人感慨。然而，作者却并未在这一主题上多费笔墨，仅是以三言两语讽刺几句，最终仍回归到人物心理活动刻画这一叙事主线上，将人物的心理活动作为叙事推进的主要动力。在《等待月光》（《小星星》2023年12期，下同）中，援非医生晓雨来到导师所在的坦桑尼亚，在急切赶往医院的路途中面对非洲本地人一再强调将车开慢点，必须等待月光出现，不能惊扰月光神灵的要求感到不解与愤怒，认为他们落后的思想无药可救。作者通过大量的心理独白描写，不断渲染主人公的焦躁心境，直到文本的最后才揭示了真相——原来工程车上护送的是一具棺椁，而死去的正是自己的导师。他将毕生心血奉献给了援非事业，而依照当地的古老习俗，客死他乡的恩人在下葬时必须万人空巷，且要全程月光沐浴，以求真主保佑其灵归天堂。直至此刻，心理节奏的运营迎来了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张力。我们在感知世界时通常以自身的心理为出发点，文本的叙事动力正是来源于此。

二、隐秘情感与伦理秩序的交织

作家的“底层叙事”关注“愁人”众相，小说背景亦多设置为“困境”，这样的叙事对象具备特殊的情感张力：一方面，愁苦的境遇容易使人物滋生出宣泄的隐秘情感。另一方面，社会底层无法真正从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脱离出来做到人格独立，因此情感势必会受到伦理秩序的牵制。事实上，情感与伦理紧密相连，却并不完全具备一致性。部分情感源于特定社会的伦理秩序关系，然而隐秘情感却植根于人性之中，两者在某些情况必然产生冲突。

乡村伦理如同一张大网，人情关系微妙复杂。《月亮为什么黑着脸》中的主人公偶然间得知隔壁村相对富裕的万祖青家原来是自家的远方亲戚，万祖青母亲总是念叨着主人公家的可怜，说是要请到家里吃大肉；结果却悄悄将肉藏了起来，只用稀饭招待。失了面子的叔叔回到家中，将积蓄已久的腌肉报复性地全家大快朵颐一顿，导致三宝当晚上吐下泻。《月华如水》中的赤脚医生看病从来不收费，适逢外来不晓得规矩的知青主动递上纸币，还是一言不发地将钱收下。农村熟人社会，彼此知根知底，生活在紧密的舆论场域之中，因此需要时刻维护人情面子，同时却也难以掩盖在特定情境下对于利益的强烈追求。

都市伦理则恰恰相反，本质上是陌生人社会的秩序形态。人们以契约关系为纽带，不再需要刻意经营人情关系，由此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特殊的距离感。然而，人性深处对于亲密与信任关系的渴望又是无法抹除的，两者形成了一种微妙而扭曲的平衡。《扬州月》中的李祥云事业有成，但家庭却极为平淡，因此内心渴望新鲜刺激，多次尝试与导游柳明月暧昧互动，最终随着柳明月的离去而落空，甚至连手机里她的微信与号码也提前被有着强烈控制欲的妻子偷偷删光，这一家庭信任关系的裂隙似乎也为男主人公的越轨心理找到了先因。《月亮树》（《芳草》2023年5期，下同）中以“我”对丈夫陈凡的误会为切入点，引出了邻居老沈重组家庭的复杂故事。新加入的女主人豆豆谨慎而又敏感，她为求老沈的女儿不反感，甚至愿意“淹没自我”。豆豆像是一瓶过期胶水，努力尝试粘合两个家庭，最终还是因家庭内部与外部的种种原因宣告失败，只能选择了带上儿子悄无声息地离开。在这段复杂的感情中，没有谁真正存在过失，但这样一段相互慰藉的脆弱感情显然无法与复杂的伦理关系相制衡。换一个角度思考，作为叙述者的“我”对丈夫的反复怀疑也在暗示我们：故事的背后或许潜藏着另一场家庭危机。

营盘生活叙事在情思与伦理的展现上则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在《月光童谣》中，青春寂寞的士兵们中秋之夜不假外出，于山坡朦胧的月色中闲聊歌唱。从个人情感角度而言，士兵们在团圆之夜对自由美好与情感慰藉的片刻渴望能够理解，且众人仅是赏月闲聊，并无其它越轨行为，甚至连外出本身也征得了中尉允许，然而就是这份青春躁动与军营纪律有悖，最终使众人受到了严厉处罚，前途命运也由此改写。营盘节日冷清的气氛与“史上最大最圆最亮”的月亮，骚动了青年士兵的浪漫心理，激发了他们对于美的本能追求。然而这样的心理与行动无疑有悖于纪律约束，两者的碰撞由此形成特殊的文本张力。

三、不可或缺的叙事装置——月

阅读这一系列小说，我们不能发现：“月”的介入无处不在，不仅成为一种道具，更是成为意象的存在。

从情节上看，即便将“月”的要素剥离出去，这个系列小说仍然不失其完整独立性。然而，从叙事与主题表达的角度而言，“月”的意象却是不可或缺。作者笔下的人物，大多处在无法宣泄情感的境遇之中，此时的“月”便成为了重要的情感载体，在文本中承担着各种特殊的功能。

各不相同的“月”之载体，有的成为故事人物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年少的莲儿所面对的是无比悲惨的家庭境遇——母亲病重，外出打工聚少离多的父亲，以及为此极尽辛劳的外婆。于她而言，生活中没有任何排忧解难的方式，只能恳求与山月成为朋友，向它诉说内心的苦楚（《山月不知心底事》）。有时“的成为心理寄托：在乡村孩子们的眼中，返乡的知青老师们仿佛回到了“月亮之上”，只留下了“月圆一地水”，月亮由此成为了孩子们心中遥远的思念（《月华如水》）。年少的士兵男孩则是在接线员的引导下相信了月亮能够传递话语，对着明月高声喊出了心中对姐姐最质朴的思念与祝福（《家乡月》）。父亲小羊对于留守儿童——女儿黑丫头的牵挂，多是通过牧归路上的望月遥寄祈祷（《月光皴裂》，《鸭绿江》2025年5期，下同）。

在部分篇目中，“月”不仅是当下的寄托，同时也承载着过去的回忆与未来的念想。《月光童谣》中的那次颇具浪漫色彩的月下聚会成为了众人的青春祭奠，各自前途因此严重受损。然而多年以后众人在微信里聊起那个夜晚时，仍不免感叹起那夜月光童谣之美。即便眼下青春不再，细雨无月，但那一刻脆弱而又美好的瞬间却被永久铭刻在了心里。《一样的月光》（《北方文学》2023年6期，下同）中的“刘发奋”在四十年前的月夜给“我”送鱼之时，留下了那张“想要成为你们的同学”的纸条，而“我”则在数十年后的月夜将昵称为“一样的月光”的他悄悄拉进了同学群。此时的他已成为著名企业家，即便从未出席，却一直暗中资助“我们”的同学聚会。“一样的月光”成为了跨越时空与身份的“同学情谊”的见证。

从主题呈现的角度而言，“月”能够成为人物心理的外化，从而具备了隐喻与象征之意。《月亮为什么黑着脸》中的月亮总被乌云遮蔽，而叔叔与两个孩子的尊严也一再被挤压，最终二宝暗自下定决心离开这片土地。在这样的心境中，原本象征着纯洁、团圆、诗意的月亮却以“黑脸”映照出乡土社会中人情薄凉的一面。李祥云对“扬州月”的暧昧幻想实质上是其空虚内心的投影；柳明月像云朵一般飘进了生活，又在不经意间悄然离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李祥云的情愫也如同月光一般朦胧易逝，最后留下的只有空虚与惆怅（《扬州月》）。后羿（阿龙哥的绰号）之所以一次次面对月亮爱恨交加，是因为他对青梅竹马的嫦娥（村姑月娥）远嫁城里有着一种难以疗愈的心灵之殇（《后羿为什么射不穿月亮》（《小说林》2026年1期，下同）。《月亮长毛了》之间，看似长毛的是中元节裹挟着云层的月亮，实际上却是“我”的心长毛了：“我”在一夜之间体会到了世间的各种冷暖——难以实现的诗歌理想，深夜奔波的劳苦工作，富人难以想象的奢靡生活，妻子似有似无的出轨征兆，女儿终于实现的县一中之梦。回望自身的二婚家庭，虽是琐碎而困顿，却又并非全无起色。这样的生活远不至于绝望，但也不免使人感到无奈。

近年来，实力派安徽小说家程多宝致力于“月光· 月亮”系列题材创作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其塑造的“月”这一经典意象，不再是传达那些早已凝固的特定情思的象征之物，也不再是文本的背景或“旁观者”。我们欣喜地看到，“月”已成为深度介入文本，随着情境与人物心理改变而不断流动变化的重要形象，承载着更为丰富的文学内涵。

在这一点上，作者无疑找到了能够与其叙事逻辑紧密贴合的精妙叙事装置，体现其在这一系列小说创作上的不凡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