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怪女人和一座城》

有两种友谊：一种是，他们能激发彼此的生机；另一种是，必须先焕发生机，才能跟对方相处。面对第一种友谊，大家为了相聚竭力扫清障碍；面对第二种，大家在日程表上寻找空位。

过去我以为这种区别体现在一对一的关系上，现在我已经改变了想法。如今我觉得，这关乎气质。也就是说，有些人天生容易被激发，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一项职责。那些容易被激发的人渴望表达自己的感受；那些觉得这像职责的人，则容易陷入忧伤。

**纽约的友谊是一种教育，让人学会如何在沉迷忧伤与醉心表达之间挣扎。**人们渴望逃离某个人的囚禁，想要遁人另一人的承诺：这样的人在大街上比比皆是。有时候，在这样的冲击下，这个城市仿佛摇摇欲坠。

（好真实！）

……

当人类经验逐渐离谱，文明面临灭顶之灾，只有残酷真相才能解决问题。我发现它们尘封在五六十年代法国和意大利小说家的极简抽象派散文里。此时，这些散文里的怪异内核于一片死寂中引发了共鸣，那种死寂预示着严重的道德失范。啊是的，读者感觉到了。不管过去如何，现在就是。

**站在百老汇大街中央的安全岛上，我意识到我们正在失去什么：乡愁。**接着我意识到，这就是战后小说的核心。这些小说中失落的不是柔情，而是乡愁。**现代欧洲散文的核心是冷酷、纯粹的寂静，这种寂静正是乡愁的缺失：只有站在历史的尽头，凝视着现实的存在，心中既无渴望，也无遗憾，才能感受到这种缺失。**现在，在经历过“9·11”事件的纽约，我们也跟世界上永远处于战后状态的其他人站在了一起，凝视着那种冷酷、寂静的纯粹，哪怕只是暂时如此。

……

正是这种孤独令波顿觉得，她是“疯狂事件发生时这世上最孤独的······人”。

她突然意识到自身处境的矛盾之处：“天哪，我们是多么热爱自己的孤独啊······我们无法给予，是因为我们可以为自己和自己孤独的灵魂攫取、抢夺、收集那么多东西。”

写下这些话时，波顿已年近七十。她已经足够年长，所以能够看出，现代生活拥有难以形容的自由——这体现在城市人口繁多却彼此疏离，这样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代的生活都更能让我们看清自我。她看到了弗洛伊德看到的——我们的孤独令人痛苦，可令人费解的是，我们并不愿将它放弃。我们心中从未有一刻摆脱矛盾：这是冲突之间的冲突。这就是波顿的智慧，也是她唯一的智慧。20世纪40年代她写下这些，即便当时最有文化的读者，也觉得这话相当深奥。

……

维克多·雨果和19世纪的其他许多作家都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也都明白，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言，没有什么比人群更值得关注。本雅明写道，雨果敏锐地发现，人群“即将成为一种······已具备阅读能力的特定读者”，也即将成为那种“希望在当代小说中发现自己身影”的购书人，“就像中世纪的艺术赞助人想被画进画里”。

本雅明对维克多·雨果的这些评论写在一篇关于波德莱尔的著名文章里，波德莱尔是对本雅明影响最大的作家。漫游者的概念正是由波德莱尔阐明的，意即，一个在大城市街头闲逛的人，与匆匆赶路的行人之间有鲜明的区别。波德莱尔认为，漫游者将成为未来的作家。他写道：“我们谁人未在雄心勃勃之时梦想写出诗化散文的杰作······（它能）展现灵魂的抒情激荡，梦境的波澜起伏，意识的震撼颠簸。这个理想······尤其吸引那些热爱大都市和庞杂人际关系网的人。”本雅明写道，波德莱尔始终心系这群人，他们“从未成为他笔下人物的原型，却作为一个隐秘的形象，烙印在他的创作中”。

（共情人类，然后回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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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910 Arlmy 创建
• 20260911 Arlmy 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