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 “礼”的变形记：从双向契约到单向服从

秦晖，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与公共知识分子，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极其宏阔，主要集中在中国农民史、经济史、社会制度史以及中外现代化转型的比较研究。。其代表作包括《田园诗与狂想曲》、《传统十论》、《共同的底线》以及与妻子金雁合著的数部东欧转型研究著作。

一、“以理入法”之前，先有“以法入理”

法学家瞿同祖先生曾提出一个著名论断：汉魏之际，中国出现了“以理入法”的过程，也就是法律的儒家化。

但瞿同祖没有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之前，还发生过一个相反的过程——“以法入理”，即伦理本身先被法家化了。

理解这个先后顺序很重要。

正因为先有“以法入理”，后来的“以理入法”才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周制的恢复、秦制的解体。

整个两汉的法律，包括汉朝的《九章律》，包括我们今天在张家山汉墓竹简中看到的那些汉律条文，本质上都是法家系统的法律——用瞿同祖的话说，是“反伦理性”的法律。

汉律原文早已亡佚，我们今天所知的汉律条文，大多是从《汉书·刑法志》等史籍中零星辑录出来的片段。

晚清学者沈家本曾专门做过这样一项辑佚工作，把散见于各种典籍中的汉律片段收集起来，编成一部书。

这种“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找回已经失传的文献”的学问，晚清时称为“辑佚之学”——就像从地下发现一个打碎的陶罐，把碎片尽量拼凑复原。

二十五史中的《旧五代史》，就是后人从《永乐大典》的片段引文中辑出来的。

沈家本辑出汉律残篇之后，民国年间瞿同祖先生便以这些材料为根据，提出：除了“汉承秦制”，还有“汉承秦法”——汉代的法律体系基本上是法家化的、非伦理的法律。

这套法家法律，一直沿用到汉代灭亡，直到曹魏时期陈群、刘劭修订法律，才出现实质性转变：儒家的伦理原则开始注入法律，比如对违反伦理的犯罪追究得格外严厉，法律条文中出现了“子不得告父”这类反映宗族伦理关系的内容。

但要理解汉魏之际法律儒家化的意义，必须先理解在这之前，伦理是如何先被法家化的——法家先把“礼”改造成了“法”的模样，然后曹魏时代才有人反过来用礼去改造法。

这个先后顺序，正是理解中国古代法律史的关键。

二、乐同礼异：礼为什么强调区别？

“礼”字的本义，是家族祭祀中的一套仪式——不同的祖先，有不同的祭祀方式，用以安排家族内部尊卑长幼的秩序。

古儒有一种说法：“乐者为同，礼者为异。”

音乐是可以共享的：一场盛大的雅乐演奏，所有人都沉浸在同样的审美享受之中，没有等级区别，这就是“乐上同”。

但礼恰恰相反，礼是用来区别的。

古书上讲得更直白：“乐统同，礼辨异。”

讲得简单一点，礼就是不平等，就是区别尊卑长幼的一整套安排。

《礼记》里还有这样的话：“礼者，所以别尊卑，异贵贱……尊卑有分，礼所由生。”

礼的核心功能，正是划出等级差异。

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主张的礼教，的确与近代讲的平等原则相矛盾——儿子必须听父亲的，父亲却不必听儿子的。

但礼所讲的不平等，有一个重要的限定：它的原始含义，是一种小共同体内部——尤其是血缘亲族共同体、家庭内部——建筑在伦理基础上的不平等，与亲情紧密地捆在一起，具有温情脉脉的色彩。

对父亲而言，管教儿子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而这种权责关系不需要靠制度来安排——这是陌生人社会做不到的，唯有亲人之间才能自然做到。

有人可能记得前些年“范跑跑”事件：他声称谁都可以不救，唯独会为了自己的女儿冒险。

这恰恰说明，亲情的确能赋予人们一些不需要制度安排就天然具有的义务。

因此，儒家讲的这种礼，最初形成时强调的，是在一个中古的小共同体内部、建立在亲情和伦理基础上的不平等，而不是后世那种奴隶制、雇佣制下冷冰冰的上下之别——你是我的下级，我可以随时开除你、解雇你，把你像商品一样处置。

父亲不能因为一时不满就“解雇”儿子，儿子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方都无法摆脱、也对双方都有约束的关系。

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并非特权，也并非平等

礼因此带有温情脉脉的一面。

人们讲到“礼遇”某人的时候，一方面意味着这个人地位在自己之下，但另一方面，“礼遇”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压迫，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保护。

比如“君待臣以礼”，是说君主要给予臣子应有的尊重；

“礼贤下士”，是说对地位在自己之下的知识分子给予尊重。

这些说法都是“在上者”对“在下者”的一种“意下之道”，但这种意下之道带有很浓的温情父爱色彩——在下者感受到的与其说是压迫，不如说是某种人情和保障。

而这种人情和保障，都建立在小共同体本位的基础上，也就是孟子讲的“人各亲其亲，长其长”的基础上。

因为按照儒家的学说，伦理本身具有“爱有等差”的色彩：父爱和对陌生人的爱是不一样的，尊敬父亲和尊重陌生人也是不一样的。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儒家会讲“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这句话历来争议很大。

后世通常把它理解为：有权有势的人犯了罪也可以不受惩罚（“刑不上大夫”），没权没势的人得不到尊重、可以被任意对待（“礼不下庶人”）——这种赤裸裸的特权逻辑，在中国的现实中的确存在过，后面讲到法家的具体做法时还会提到。

但也有一些人，出于为儒家辩护、甚至美化儒家制度的用意，把这句话解释成相反的意思：说这句话本来讲的是大夫和庶人本该一律平等，“刑不上大夫”是说刑罚方面不必优待大夫，“礼不下庶人”是说照顾尊重方面不必歧视庶人。

他们还援引《论语》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类的话作类比：说“上”“下”在古汉语中分别是“尊重、提倡”与“不尊重、不提倡”的意思，于是“上智下愚”被解释成“尊重智慧、反对愚民”，据说这体现了一种血缘中古社会里的“远古平等”理想。

但人类历史上真的存在过这种“原始平等”吗？

现在很多社会学、人类学甚至动物行为学的研究都表明，不平等自古有之：原始部落里就有酋长与普通成员的区别，灵长类动物群体中也有“称王称霸”的个体，羊群里也有头羊。

就连所谓西方现代国家讲的平等，指的也只是具备权力能力的成年人之间的平等——没有人会主张一个七岁的孩子应该和父亲讲平等、对父亲实行“三权分立”。

所以，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解释成赤裸裸的等级特权固然不准确，解释成儒家倡导的原始平等，同样说不通。

理解这句话的关键，其实在于它原本针对的对象和语境——这一点，下一讲会结合《礼记》原文详细展开。

四、礼的法家化：从温情到恐吓

礼原本是有温情的不平等，但历史的走向，恰恰是礼逐渐被法所改造，这个过程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开始。

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新词：“军礼”。

这个“军礼”说穿了根本不是礼，而是军法——“如果你如何如何，我就以军法处置你”，就是这个意思。

当时有一部著作《司马法》，后来被《汉书·艺文志》归入“礼类”，但它实质上是一部军法著作，讲的是军队的纪律和惩处。

礼，就这样从一种“知遇之礼”变成了“恐吓之法”；

从一种“权责对应之礼”（父权同时意味着父爱），变成了“单向服从之法”（你必须害怕我）。

汉初叔孙通为汉高帝制定的那一整套朝仪，正是这个转变的经典写照。

他制定的这套“礼”，让文武百官两腿发抖、诚惶诚恐——史书记载“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宴会结束后没有人敢失礼喧哗。

这哪里是温情脉脉的礼遇，分明是森然的威吓。

这套礼仪一经推行，曾遭到一些恪守古礼的儒生痛斥，说这根本不是礼。

但司马迁却评价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能够审时度势、顺应形势变通礼制，最终成为汉代儒学的宗师。

只是这个“儒宗”，与孔孟原本讲的儒学，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

这就是“以法入理”的过程：法家的逻辑渗入了礼的形式，礼原有的温情被逐渐掏空，只剩下礼的外壳，包裹着法的内核。

五、《周礼》的出现：礼制的重构

西汉中期，发生了一件思想史上的大事。

河间王刘德，据说在民间访得了一部古书，叫做《周官》。

这部书原本应有六篇，对应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

但刘德所得的版本只剩前五官，最后的《冬官》已经亡佚，他便另外找了一篇《考工记》补入，凑成完整的六官体系。

这部书后来被称为《周礼》。

《周礼》的来历，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是一大公案：它究竟是真实的周代文献，还是后人的伪托之作？

如果是伪托，又伪托于何时、出于什么目的？

这些问题，我会在后续讲座中进一步探讨。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周礼》的出现，标志着汉代儒者试图用一整套制度化的“礼典”来重构政治秩序的努力。

而这个努力，从一开始就带着深深的法家化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