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 GDP 不再像过去那样增长了

一个令人遗憾的国家俱乐部正在不断吸纳新成员。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最具好战倾向的俄罗斯已加入其中。经济更为富裕的德国以及农产品出口量可能很快超过美国的巴西也位列其中。

如今，约有33亿人——即全球超过五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这样一些地区：在截至2024年的十年间，其人均GDP增速仅为前十年的一半或更低。

而在2014年，这一数字仅为11亿人，不到六分之一。此外，超过7.3亿人的生活水平——经济学家最常用的衡量指标——出现了实际下降。

当然，也有一些地方仍在持续变富。在这些幸运地区，普通居民的实际收入在2014年至2024年间增长了38%。其中近一半得益于15亿印度人的境况改善；随着出生率下降，印度经济正逐步赶上发达地区。

而继续领跑发达世界的美国，则进一步拉高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见图表1）。

然而，低增长或零增长国家及地区的数量已从2014年的68个增至2024年的80个。它们涵盖从富裕的加拿大到贫困的刚果民主共和国，面临的问题也从人口结构变化到经济管理不善不等。

所有这些国家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风险。停滞甚至下降的生活水平，动摇了长期以来支配人们工作与政治态度的一个基本假设：即下一代会比上一代过得更好（见图表2，上图）。

在那些成长于经济放缓时期的年轻人步入成年的国家，这种趋势已经在重塑社会、重写社会契约。

在发达国家，经济放缓往往源于生产率增长低迷与移民大量涌入的双重因素。新移民或许最终能为经济注入活力，但短期内对GDP的提振作用十分有限。

而且由于低效企业利润较低，其纳税额也随之减少。在生产率增长乏力且欢迎移民的国家，本就紧张的财政预算被更多人口分摊，结果是个人感受到的福利待遇缩水。

2014年至2024年间，德国的生产率几乎没有变化，与此同时该国接纳了来自叙利亚等地的移民。德国人均实际收入年均仅增长0.6%。而在前一个十年，这一数字为1.5%——即便经历了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几年欧元区险些解体的冲击。

在加拿大，人口增速快于GDP增速，2024年失业率上升了近一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新移民扩大了劳动力规模。

与此同时，许多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仍未走出2014年结束的大宗商品繁荣周期。以出口为导向的成功典范如乌拉圭和智利，其收入增长几乎陷入停滞。

拉丁美洲人均收入与十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均收入则下降了3.4%。安哥拉作为石油和钻石的主要出口国，人均GDP更是萎缩了四分之一。

一些人口众多的新兴经济体的境况也在恶化。2006年9月，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外长举行了首次“金砖四国”峰会。自那以来，只有印度躲过了经济放缓。

2014—2024年间，中国人均GDP增速仅为2004—2014年的一半。制造业驱动的追赶式增长所带来的欣快感已被疲弱的内需所取代。而在俄罗斯，尽管人口减少使分母缩小，但人均改善幅度仍不及过去的半数。

这些变化的影响将是深远的。人们对物质进步的看法决定了谁会被选上（在有选举的地方），也影响着人们的工作投入程度以及生育子女的数量（无论何处）。

2006年，哈佛大学的本杰明·弗里德曼指出，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稳定的政治、崇尚精英的社会以及其他美德。而经济放缓则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尤其是在经济生涯起步阶段的人群中。

一种表现便是怀旧情绪。2025年，乔治梅森大学的贾斯汀·格斯特及其合作者对2万名欧洲人进行了调查，发现至少五分之二的人认为自己这一代人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

在“怀旧性匮乏感”方面，50多岁人群并不比18至34岁的年轻人更易受影响。同样，咨询公司奥纬咨询针对1995年至2010年间出生的中国人群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6%的人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前景感到担忧。

相比之下，更早一代人则更为乐观：据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调查，80年代末出生的人中有70%对经济持积极看法。

怀旧情绪会导致疏离感。一项针对18至34岁俄罗斯人的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但仅有5%愿意考虑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在中国开展的十年一次的调查显示，2023年仅有28%的受访者认为努力工作总会得到回报，低于2014年的62%。北京一位50岁的母亲周女士表示，她的儿子“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意义”。

他最近辍学了，当时正在攻读工程学位。鉴于7月份城市青年失业率高达18%，这也不足为奇。哥伦比亚大学的陆瑶与西安交通大学的李晓光发现，在23至28岁的失业中国人群中，约有五分之二拥有大学学历。

在那些不像共产主义中国或复仇主义俄罗斯那样高压的国家，年轻人的职业冷漠往往会与政治上的消极情绪相伴相随。格斯特及其合作者发现，身处“怀旧性匮乏”状态的西欧人，投票支持民粹主义者的可能性比没有此类感受的人高出55个百分点。

比利时鲁汶大学的露丝·达松维尔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导致政治局势动荡。选民会在左右翼之间摇摆，将局面恶化归咎于现任者。

2022年，16至34岁的巴西人帮助左翼人士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当选总统。但在生活水准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他们在下个月的选举中更有可能转而支持他的右翼对手。

这种不稳定不仅无助于经济增长，反而会引发更多不稳定——如此循环往复。再过十年，可能会有更多地区陷入类似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