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铃 | 卢作孚先生为什么归来

赵晓铃，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曾任《红岩》文学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有儿童长篇小说《独生女》、散文集《宋词有魂》、历史纪实《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等。

对于卢先生1950年从香港回归大陆，网上有各种议论。有人提到“认知”之类，这是对卢作孚先生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和职责缺乏了解。

1950年6月10日，卢作孚先生从香港北上，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拜见一些老朋友，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到交通部，谈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问题。

民生公司是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一开始就是分离的。民生公司是卢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创办的事业，是由广大股东出资。股东里选出德高望重的董事组成董事会，卢作孚是董事会任命的职业经理人。公司发起时，他个人没有钱入股，股东们凑了500元让他持有一股。因为卢先生行为方正，操守极佳，深得股东信任。公司成立以后，卢先生经营得当，成绩卓著，并得到社会各方赞誉与支持，威望很高，除了在政府任职的时段，连续任民生公司总经理。他在公司每一次离职和复职，都有董事会背书，在档案里留存。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民生公司坚持船运支持抗战，运输风险巨大，成本增加，船长们英勇地带病工作，不少职工还付出生命代价。民生职工队伍很优秀，也有尽可能优的经济保障。公司战时的分配向职工倾斜，保证了船长们的高额奖金和职工的福利，战时职工的医疗报销比平时更多。还在重庆南山下建立了民生新村，新村有职工管理的合作社提供生活物资，民生小学聘有高素质的教师，让家属和孩子们能在重庆的大轰炸中有相对安宁和谐的生活，为在外工作的职工免除后顾之忧。

民生公司产权特点是多股东小股东，公司有七八百个股东，富豪并不多，多数是以家庭的多年积累来投资公司的小股东。抗战前，民生公司股息和红息超过其他企业，股东们入股希望得到回报，但自反侵略战争开始，民生公司利润下降，股东们再没有分红。

在每年的股东会上，总经理和各部门经理都要汇报工作，卢先生知道股东们的难处，常常泪洒会场，一再向股东做出承诺：和平到来以后一定能给大家分红。这不是空话，卢先生对战后的经营是有计划的。

1944年11月，经董事会同意，卢先生便向加拿大贷款，准备着战后和平建设，航运大发展，不但有江运，还要发展海运，让民生轮船驶向四大洋！当时这样想这样做的，不只是卢先生，全国的企业家，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想在战胜法西斯以后大搞经济建设，重建家园。中国实业家纷纷出国考察，想的是战胜日本以后，占领东南亚市场。人们有家国情怀，也想过好日子。

民生公司不但积极准备增加投资，并训练技术队伍，公司对职工在社会上报班学习的都报销学费，民生机器厂职工摩拳擦掌，工余努力学英语学技术，中高层职工成为义务教师，大家都想在战后大展拳脚。

无奈抗战胜利以后又是战争！

建设与发展的计划搁浅，物价飞涨，投入得不到回报，基本生活困难，重庆在战时高速发展的企业，由于业务、资金与技术人才的复员回了江南，生产落入低谷，不少企业在新的战争中破产！民生机器厂困难重重，甚至出现工潮！

1950年，期盼已久的和平终于来到，但民生公司与重庆其他一些企业一样，由于上述原因，经济已陷入困境，而且，由于当时对斗争的强调与鼓励，许多企业内部不是同心协力渡难关，反而矛盾加剧！

在政权更迭天地翻覆的动荡中，民生公司的职工与股东们盼望卢先生回来主持工作，尤其是与新政权合作，稳定公司局面，扭亏为盈，发展生产。

事实上，1949年底去到香港的卢先生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民生公司的工作。在加拿大贷款购买的新船陆续驶到香港，由于战争，多数未能进入长江，不能营运，还要花钱保养，公司没有收入偿还贷款利息，败退台湾的旧政权不再为民生公司的巨额贷款做担保。

卢先生在香港分公司，指挥轮船做东南亚业务，将收入汇到重庆总公司发放工资，稳住职工队伍。他派人与北京联系，与新政权商议为公司解困，向人民银行贷款，也在当地以他的人脉关系借款。

当时很多企业主，个人或去或留，可以变卖产业，而卢作孚没有这个权利，何况先生是以事业为生命的。是时，卢先生确实为新旧政权争夺，确乎有去留的选择，但双方说客都不了解他——先生内心笃定，他不可能与事业分开。

民生公司不仅是他个人的事业，也是七、八百股东希望所在，是长江上下游六千多职工家庭的生计所在，他须兑现对他们的承诺，不负其信任与多年的支持。而且，民生公司不是卢先生个人的产业，没有董事会的决定，他无权离职而去，也无权如古耕虞等企业主一样，向国家交出公司。

新旧政权的争夺，不仅是他这个人，还有十八艘先进的新轮船，在两岸生死对立关头，轮船亦是重要的军事力量。

这时，到台湾的少数公司股东和董事想在台湾经营民生公司，想合法拥有滞留香港的船只，重庆的民生公司董事长郑东琴出面申明，重庆的民生公司才是唯一合法的，董事会认可的公司。表面上，卢先生迟迟没表态，甚至人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后，也不让公开消息，只是为了保护公司的，也是国家的重要资产。他对儿子说：我对事业负有责任。就是他内心的想法，也是他必然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他个人可能的风险没有预判。

研究历史，事后诸葛亮式的议论是容易的。但对历史当事人的选择，更需要同情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