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瓶周报｜中国出境入境管理新规；彭水山体崩塌已致51死；唐山大地震50周年；揭阳虐狗事件接力发声；Telegram创始人遭俄指控协助恐怖活动；多家德国车企大规模裁员；柏林同志游行袭击；六万移民涌入西班牙致移民危机

撰文_琪琪

编辑_小橙

平台编辑_cc

编辑按

过去一周，管控与失控并行：中国出台出境入境管理新规，将产业安全纳入出境限制的法定理由；俄罗斯对Telegram创始人发出通缉令，国家对信息和人员流动的控制欲望在上升。

人的流动本身也在制造冲击：西班牙飞地休达一夜之间被移民潮淹没；揭阳虐狗事件引起全球华人愤怒，从中国社交媒体溢出到纽约广场、米兰街头；柏林骄傲游行遭汽车冲撞袭击，7天后汉堡街头迎来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骄傲游行。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唐山大地震50周年，提醒我们有些风险始终在脚下。德国汽车业集体裁员，则是另一种地基的松动。不确定性是这个时代的常态，记录是我们首先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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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台出境入境管理新规，9月15日起施行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推进，出境入境管理中出现了一些新挑战新问题，迫切需要按照急用先行的原则出台《规定》，健全完善相关制度。”——中国司法部、公安部、国家移民局负责人就新规答记者问

7月31日，中国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自9月15日起施行。这是中国首次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出境入境管理进行系统性规定。此前，相关规则分散在《出境入境管理法》《护照法》《监察法》等法律中，新规将其整合并填补了若干监管空白。

出境限制是新规中最受关注的条款。规定明确，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中国公民，商务等主管部门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此外，在境外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活动的公民，回国后同样可被限制出境6个月至3年。

入境方面，新规首次将反制清单、不可靠实体清单、恶意实体清单与出入境管理相关联，被列入上述名单的外国人可被拒绝签证或禁止入境。中国司法部、公安部、国家移民局负责人在记者上解释，此举是为了“加强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法治应对”。

新规还首次对出境入境中介服务实行备案管理，要求现有从业机构在施行后90日内完成登记，并明确禁止境外企业在中国境内提供此类服务。新规还具体列出，公职人员或军队人员若委托中介违规办理外国国籍或境外永久居留资格，中介机构不得办理，并须“及时向监察机关等报告”。

揭阳虐狗事件引发跨境声援与审查博弈

“我们深知，对于身处困境的人们而言，看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时代广场的屏幕上或东京的摩天大楼上，意味着什么。”——《外交学人》

6月28日，广东揭阳市揭东区新亨镇坪埔村，四名未满14岁的男孩用钉棍打死了一只流浪母狗“旺旺”的三只幼崽，又用铁丝勒住旺旺的脖子拖行，浇上易燃液体将其活活烧死。他们全程拍摄并上传至社交媒体，笑声贯穿始终。由于四人均未达到中国刑事责任年龄14岁，当地政府宣布将其送入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未提起刑事指控。中国目前没有全国性的动物保护法，即便涉事者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也无法可依。

事件曝光后，大量网民通过微博、小红书、抖音等平台传播信息，要求追究涉事人员责任，并呼吁加强动物保护。声援从线上迅速扩展到线下和海外：全国100多个城市出现众筹投放的广告屏，呼吁终结动物虐待；海外华人在纽约时代广场、米兰大教堂旁、台北101附近等全球超过200块屏幕上投放“Justice 4 Wang Wang”广告——全部由普通网民小额捐款支付。纽约中央公园为旺旺开设了永久纪念长椅的认捐链接，上线至今已筹集两万美元。

部分网民还发起抵制揭阳旅游、抵制当地商品等行动，但也有声音认为，此类做法可能误伤无关商户和普通民众。随着舆论扩大，一些与揭阳有关联的公众人物也因未公开表态受到网络压力。

然而，随着声援规模扩大，官方的管控同步升级。部分微博、小红书、抖音相关内容被删除、限流，部分账号遭处理；广州北京路步行街播放的悼念信息、成都相关纪念壁画等线下展示据报被撤除，组织者被警察约谈并要求停止行动。当地政府在确认虐待事实的同时，敦促“网民不要传播相关信息”。据报道，沈阳市某区互联网事务办公室的一份内部通知曾将相关行动列为“政治风险”，要求关注其传播影响。香港方面，旺角、铜锣湾等地的纪念标语和展示活动也陆续消失。

《新闻周刊》分析指出，旺旺运动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但它展现出的动员模式包括跨平台协调、众筹、线上转线下、从国内扩展至海外，与政治运动无异。参与者对弱者同情、对施暴者愤怒、对制度不作为失望的核心情感，也恰好与更广泛的社会不满共振。《外交学人》将其称为“非政治性公民行动的最后空间”，但也指出，正因为这种动员能力在当今中国格外罕见，它才格外令当局不安。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51死10失联

“防治资金投入有限，部分重大隐患点治理进度缓慢。”——彭水县地质灾害防治中心2025年度报告

7月17日9时许，重庆市彭水县汉葭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大型山体崩塌，山脚连片居民楼栋被巨石掩埋，一辆正在通过的客运中巴车也被埋入废墟。据官方7月30日通报，灾害已造成51人遇难，仍有10人失联。陆上灾害现场已全部搜寻完毕，乌江水域清淤疏浚和搜寻工作仍在继续。

过去两周的搜救牵动人心。7月26日，失联客运中巴车残骸在崩塌体深处被发现，车内及周边找到人体残骸，正在进行DNA鉴定。7月29日凌晨4时，救援人员在C区深处发现了26岁的社区网格员龚宝冬的遗骸。山体崩塌前，他与同事挨家挨户敲门疏散群众。据澎湃新闻报道，龚宝冬原本有机会逃生，因见一辆“拖板材的车”仍在危险区域，呼喊车辆撤离“赶快开起走”，随后被崩塌体吞没。7月3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评定龚宝冬为烈士。其母校西南政法大学将官网首页调整为黑白页面，以示哀悼。

近年来，地质灾害防治一直是彭水县的规划重点，却面临治理与搬迁的双重困境。

治理困境体现在资金上。由于县级财力有限，治理与搬迁高度依赖上级专项资金，被纳入施工计划的系统治理项目数量，低于其纲领性文件《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年-2025年）》 的要求，且项目数呈下降趋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地质灾害防治中心《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2025年度）》显示，当前工作存在的问题是，“防治资金投入有限，部分重大隐患点治理进度缓慢”。

搬迁困境更为具体。上述规划要求对生活在地质灾害威胁区内、难以工程治理的居民实施搬迁避让。但2022年起，补助标准为15000元/人，一次性搬迁补助为2000元/户，远无法覆盖居民建房或购房成本。生计难与选址难也影响居民的搬迁意愿——临崖居民多采用“商住一体”模式，搬迁同时影响居住和营收；迁后选址必须避开地质灾害高易发区、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红线，带来诸多限制。多重约束下，许多居民最终留在了原地。

唐山大地震50周年：余震仍在，记忆未歇

“伴随着灾后社会的不断整合，唐山大地震已经从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沉淀为中国当代灾难的文化符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瓒玮

半个世纪前的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在23秒内被夷为平地。

1976年的那场7.8级地震，震源位于城市正下方仅12公里处，属于罕见的城市直下型地震。全市约97%的工业和民用建筑被摧毁，受灾面积达21万余平方公里，200余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有震感。地震发生三年后的1979年，国家地震局首次正式公布遇难人数为24.2万人。2008年，唐山市地震遗址公园内纪念墙落成，墙上罹难者姓名总数为247986个。

这场地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2020年7月12日，唐山古冶区发生5.1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随后确认，这仍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余震。据BBC中文报道，与日本等板块边缘型地震不同，唐山地震属于板块内部断裂，应力释放极慢，专家认为余震可能持续上百年。唐山地震的影响远不止于地质层面，其在防灾减灾、城市建设、应急医疗和公共记忆上的“余震”，持续影响着此后半个世纪的中国。

灾前的遗憾至今令人痛心。据界面新闻梳理，地震工作者曾提出唐山及周边地区存在发生较大地震的中长期危险判断，震前也出现了种种观测数据和宏观前兆的异常，地震专家和群测群防员都曾注意到这些问题。但最终国家地震局未能发出临震警报。原因是多重的：地震预报本身具有高度复杂性；预报信息需经过严格的行政上报程序，涉及北京安全等重大问题时，决策者面临巨大的责任压力；加之唐山地震前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政治环境进一步增加了信息传递和决策的不确定性。更早的制度背景也值得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勤俭建国”等政策导向下，建筑抗震能力长期未受到足够重视。1950年代，唐山地区最终按6度设防，而1976年地震烈度远超这一标准，造成大量建筑倒塌。

尽管如此，灾难中仍有光亮。河北青龙县根据地震部门危险判断及震情变化，地方政府果断组织47万居民提前转移，实现无一人因地震死亡的“青龙奇迹”。地震发生后，唐山人民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自救互救，极大减少了伤亡。当时中国坚持“自力更生”方针，联合国及多国提出援助意愿，均被中国政府婉拒。32年后的2008年汶川地震，中国接受了国际援助，日本、俄罗斯等国救援队陆续进入灾区。这一转变本身，也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缩影。

这场地震留下的另一个深远遗产，是推动了中国现代院前急救体系的发展。据BBC中文报道，震后唐山医疗设施、通信和道路几乎全部瘫痪，伤员救治主要依靠北京、天津等周边城市支援。当时北京仅有一部急救电话：555678，十余辆救护车缺乏无线电调度，难以应对突发的大规模伤情。曾参与急救的医生李宗浩此后多年奔走呼吁，推动了1988年北京急救中心的成立，以及后来全国逐步采用120作为统一急救号码，这背后是统一的指挥调度中心、分级分流机制等一整套国家层面的管理规范。

俄罗斯指控Telegram创始人杜罗夫“协助恐怖活动”

“他们正在捏造借口，为全面封禁Telegram铺路。”——帕维尔·杜罗夫

7月29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宣布，以“协助恐怖活动”罪名正式起诉Telegram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Pavel Durov），并将其列入国际通缉名单。这项罪名在俄罗斯刑法中最高可判处15年监禁。

FSB在声明中称，Telegram管理方未能删除被乌克兰情报机构及“恐怖和极端主义组织”用于协调破坏、恐怖袭击、大规模杀伤及网络诈骗的“大量频道、聊天群组和机器人程序”，相关内容“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俄方此次重点调查的对象之一，是名为“Dayvinchik（Leo）”的聊天机器人，FSB称该工具被用于招募俄罗斯青年参与破坏活动。

据莫斯科时报援引俄方消息，FSB还特别指控Telegram曾被用于协助2024年3月的莫斯科克罗库斯城音乐厅恐袭（145人遇难），以及亲乌克兰活动人士暗杀俄罗斯军方高级将领基里洛夫等事件。7月30日，俄罗斯联邦金融监察机构进一步将杜罗夫列入涉嫌参与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活动人员名单，其银行账户面临冻结。

通缉令发出后，Telegram官方X账号发布了一张杜罗夫竖中指的照片，作为回应。杜罗夫本人此前已公开指责俄罗斯当局试图“捏造借口”，为全面封禁Telegram铺路。

这场对峙有着更长的前史。杜罗夫出生于俄罗斯，2006年创立社交平台VKontakte（俄罗斯版Facebook）。2014年，他因拒绝向俄当局交出乌克兰抗议者的用户数据而离开俄罗斯，此后创办Telegram，将其定位为“不受政府控制的加密通讯平台”。他目前常驻迪拜，持有法国和阿联酋国籍。Telegram在全球拥有超过10亿月活跃用户，在俄罗斯的用户约为9000万。讽刺的是，俄罗斯政府机构和亲政府媒体自身也大量依赖Telegram发布信息。

据美联社分析，此次起诉是俄罗斯自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加速控制互联网的系列行动之一。俄通信监管机构Roskomnadzor近年来持续加强监管，并自2025年以来进一步采取包括限制部分功能在内的措施，包括限制下载速度、屏蔽视频和语音通话功能。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仅2026年以来，Telegram因未删除俄方认定的违法内容，已被处以超过1亿卢布罚款。

除了俄罗斯案件，杜罗夫还在法国面临另一项独立调查，但两案所涉法律依据和指控内容并不相同。2024年，杜罗夫在巴黎被捕，并因Telegram涉嫌未能有效监管儿童性剥削材料、毒品交易等违法内容受到指控，后以500万欧元保释。法国案件目前仍未进入审判阶段。

柏林骄傲游行遭汽车冲撞袭击，1人死亡29人受伤

“我们现在不必害怕，因为如果害怕了，反对我们、不希望我们过上自由生活的那一方就赢了。”——柏林骄傲节理事会成员托马斯·霍夫曼（Thomas Hoffmann）

7月25日晚，柏林年度骄傲游行克里斯托弗街日（CSD）活动接近尾声时，一辆厢式货车冲入蒂尔加滕公园附近的人群，撞倒多人后撞上一棵树。驾驶者随后持砍刀下车继续攻击现场人员，之后逃离现场。袭击造成1名女性当场死亡、29人受伤，其中3人一度危殆。事发地点距离勃兰登堡门附近的游行闭幕派对仅数百米，组织方随即宣布取消后续活动。

次日下午，柏林警方在郊区施潘道（Spandau）的一处花园社区追踪到嫌疑人。据PBS NewsHour报道，21岁的阿卜杜勒·巴卢特（Abdul Ballout）持刀冲向警察，被当场击毙。德国联邦内政部长多布林特随后确认，巴卢特为德国公民，有黎巴嫩血统，警方和情报部门长期掌握其伊斯兰极端主义背景，是安全部门已知的潜在威胁人员。

据CBS News报道，巴卢特曾因试图加入“伊斯兰国”（ISIS）被定罪，但在少年刑事体系下服刑不足两年。2026年5月，他因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相关案件被定罪，在少年司法制度下获释并等待上诉。德国媒体报道称，安全部门此前已停止对其进行持续监视，这一决定事后引发广泛质疑。一名曾在2025年被判定为恐怖主义罪犯的年轻人，在缓刑期间发动了致命袭击，这个事实迅速成为德国公共安全辩论的焦点。

据Euronews报道，袭击者的具体动机仍在调查中。德国政府已将案件定性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袭击，但调查人员仍在继续调查其具体作案动机及是否存在其他因素。在“伊斯兰国”控制区，同性恋者曾被系统性地处以石刑或斩首。2020年，德累斯顿也曾发生一名伊斯兰极端分子持刀袭击同性恋者的事件，造成1人死亡。

这场袭击也引发了超越反恐层面的社会讨论。多位社会活动人士指出，伊斯兰主义并非针对LGBTQ群体的唯一威胁来源，右翼极端主义同样持续攻击多元社会。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此前的报告显示，针对LGBTQ群体的右翼极端主义煽动仍然存在。

但恐惧并未压过团结。袭击发生一周后的8月1日，30万人涌上汉堡街头参加当地的骄傲游行，创下该市历史最大规模。汉堡骄傲节联合主席克里斯托夫·凯曼在前一天晚上为期三天的骄傲街头节开幕式上说道：“柏林，我们坚定地与你同在。”

西班牙飞地休达遭6万移民涌入，至少67人死亡

“我们处在绝对的人道主义和社会紧急状态之中。”——休达市长胡安·赫苏斯·维瓦斯（Juan Jesús Vivas）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Ceuta）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移民危机。7月30日至31日，约6万人从摩洛哥方向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多数人绕过塔拉哈尔海堤的边境围栏涉水或游泳入境，部分人从海岸线徒步穿越。休达本地人口不足8.5万、面积仅18.5平方公里，至少67人在越境过程中死亡，一部分人在海中溺亡，另一些人在攀爬海堤围栏时遭踩踏致死。

西班牙政府随即调派军队协助执法。据美联社报道，到8月1日下午，约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但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当地缺乏食物和住所来安置他们。摩洛哥警方动用水炮并向空中鸣枪，试图阻止更多人越境。

这次危机的触发原因是多重的。许多越境者是年轻男性，来自邻近城市得土安等地，日常面临低薪长工时、缺乏上升通道的困境。据《时代》周刊分析，西班牙内政部认为，人口贩运网络利用一项法院裁决散布“西班牙更容易进入”的虚假信息，鼓动大批年轻人集中越境。

今年1月，桑切斯政府通过皇家法令，批准了西班牙21年来首次大规模无证移民身份合法化计划，允许2025年底前，已在西班牙居住至少5个月且无犯罪记录者申请一年期居留和工作许可，政府估计约50万人符合条件，但警方泄露的内部报告显示实际申请人数可能超过110万。反对者担忧，这一政策可能向外界释放“西班牙更开放”的信号。一名西班牙政府官员承认，安全部门此前虽已监测到休达方向偷渡活动增加，但“没有掌握足够信息”来预判危机的规模，“如果我们有信息，就不会有5万人在24小时内涌入。”

这场危机迅速成为西班牙国内和欧洲层面的政治风暴眼。桑切斯首相抨击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反应“自私”，要求欧盟承担更多责任。在野的人民党批评政府“无法有效控制边境”；极右翼政党VOX则主张大规模遣返，将移民问题与治安和国家认同挂钩。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随即宣布临时重新引入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边境检查，对两国之间航空和海运旅客中的非欧盟公民实施入境查验，措施暂定持续一个月。桑切斯在X上回击称，“团结和同理心是可选的，但尊重欧洲条约和事实不是。”西班牙外交部随即召见意大利大使要求解释。批评者认为此举更多是梅洛尼政府面对国内极右翼压力做出的象征性姿态，因为暂无证据显示休达的移民有意前往意大利。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西班牙表示声援，但同时下令加强两国边境管控。

对于那些自愿返回摩洛哥的人来说，这次越境更像是一次绝望的赌博。21岁的阿卜杜拉·布吉（Abdulah Buji）来自得土安，他告诉美联社：“家里什么都没有，得做12小时的工才能挣一点微薄的工资。”但他也没有在休达找到任何机会，只能回去。

宝马加入德国汽车业集体裁员行列

“决定这个行业的规则已经根本性地改变了。”——宝马CEO内德尔科维奇（Milan Nedeljković）在员工大会上

德国汽车公司宝马7月9日宣布，将通过自愿离职方式，在2027年底前削减全球约8000个岗位，约占总员工数的5%。裁员计划从今年10月启动，针对研发、行政和规划等职能部门，生产线员工不受影响。

过去两年，当大众宣布裁员3.5万人，奔驰启动自愿离职计划，奥迪宣布到2029年削减7500个德国岗位，宝马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财务表现和人员规模。如今这个例外也走到了尽头。

宝马在德国拥有约8.5万名员工（占全球员工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仅慕尼黑研发中心就集中了约2.5万名工程师和开发人员，这正是此次裁员的重灾区。公司预计该计划将从2028年起每年节省约10亿欧元。

德国《经理人杂志》报道称，宝马宣布裁员后第二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其本年度第二季度的税后净利润仅为12亿欧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5%。其中汽车版块的营业利润暴跌超过60%，在中美两国市场经营状况都不佳：在中国市场主要因为销量暴跌；在美国市场则由于特朗普政府加征15%的关税而“几乎颗粒无收”。

就在宝马宣布裁员的前两天，保时捷也宣布将在祖文豪森工厂和魏萨赫研发中心再裁5000人，加上此前已公布的削减计划，保时捷到2035年的总裁员规模已达约9400人，接近其德国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今年上半年保时捷全球销量下降约16%，中国市场降幅更达三分之一。

除此之外，有消息指大众集团正在考虑将原计划的裁员规模翻倍至10万个岗位，并将年产能目标从1200万辆下调至900万辆。奔驰的自愿离职计划也已在推进中。零部件巨头大陆集团（Continental）仅研发部门就计划削减3000个岗位。

据Automotive World分析，宝马的加入让德国所有主要汽车制造商“全部集齐”，它们同时进行大规模裁员，这在德国汽车工业史上前所未有。据TheStreet报道，当宝马、大众和奔驰同时推进自愿离职计划，压力不仅传导至整个供应链，还波及依赖汽车产业的地方经济和德国整体工业产出。Taz评论认为，减员不能解决产业结构问题，德国汽车业真正需要面对的是电动化转型、供应链重组以及全球竞争格局变化带来的长期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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