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Hi Gif, I hope you are fine

2026年9月初，黃之鋒勾結外國勢力案定罪當天，移居英國的攝影記者 Peter Wong 終於打開電腦硬盤內，拍攝學民思潮的舊照片。

與黃之鋒同年、30歲的Peter是攝影師，也曾是學民思潮成員，他在14年前記錄了學民初始誕生的面貌。那是他攝影的起點，也是黃之鋒一代中學生，投身香港社會運動的起點。14年間，他由一個喜歡拍攝的中學生變成攝影記者；同時間，黃之鋒由一個關心社會、國際知名的中學生踏入30歲，變成國安法下被定罪判囚10年的囚犯。

在黃之鋒被判刑的一天，回望14年前「學民思潮」的橙色直幡，它們烙在菲林與像素之間，留下了近十年香港年輕社運參與者的身影。

請他為這輯影像命名，他回答：「Hi Joshua Wong, I hope you are fine」。

一個攝影記者的起點

2012年夏天，中四學生 Peter 在 YouTube 看到另一個中四學生黃之鋒對答如流的訪問短片。

短片中，黃之鋒以學民思潮召集人的身份接受訪問，反對政府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為中小學必修課。短片在兩日間爆紅，在網絡突破10萬點擊率，也是這一條短片吸引 Peter 加入學民思潮。

「當時社會比較思潮起動，就像『民智初開』，別人是大學生太遠，我才中四，中學生（組織）好像近一點。」他說。

學民思潮最初是由「九十後動員」鍾曉晴、兩名直資中學滙基書院學生黃之鋒與林朗彥，於2011年一起創立的反國民教育學生聯盟。翌年，聯盟簡化名字為學民思潮，連英文名「Scholarism」也是由黃之鋒造字創立。

就在這個平台，Peter 遇上黃之鋒，許多政治想法相近的年輕人相遇了。Peter 覺得，當時學民思潮聚集的是一班不被主流教育制度完全擁抱的中學生。

很快，這群中學生行動起來——反國教的學民十區街站，從銅鑼灣鵝頸橋、旺角行人專用區，擺到將軍澳、屯門、荃灣。

Peter 記得，當時學民的氣勢與活動密集程度，就像同時期的立法會選舉。他自嘲參與程度不高，因為他忙著在校內籌組中學學生會、玩口琴，一星期只有兩、三天會隨伙伴一起擺街站。有一次，黃之鋒要上教會，Peter先到對方海怡半島的家，幫忙把傳單與橙色直幡帶去街站。

拿著父母剛買給他的 Nikon 單反相機，Peter 與黃之鋒另一個交集，是拍攝記錄同樣喜歡拍照的黃之鋒。一整個夏天，黃之鋒全情投身了學民思潮，從街站、電台訪問、城市論壇，再到公民廣場的9萬人面前。

鏡頭下的黃之鋒影像逐漸鮮活起來：仍一臉稚氣的黃之鋒在已不復在的立法會示威區鐵馬前與保安對峙；黃之鋒在學民辦公室戴上道具眼鏡玩耍，露出自然的微笑；黃之鋒站在陽光下一邊思考，一邊用力吸啜紙包飲品。

相對於當年傳媒和黃之鋒自己共同建構的學生領袖形象，這些影像顯得新鮮而質樸。14年後重看這些照片，Peter知道這是自己當年有意或無意記錄黃之鋒的起點，「自己如果那時多影一些，現在就會很有用了。」那是初踏政壇、仍沒成年的黃之鋒與同齡朋友相處的畫面，鏡頭錯過了就沒有。

90後一代眼中的可能性

回望過去，人生第一次有自主意識參與社會運動的時刻，對 Peter 仍舊具有重量。

「認識貧富差距算不算？」Peter 在港島屋邨 Band 3中學讀書，中學成績不算好。學民思潮完全突破他的生活圈子與慣常認知：有中學生家住半山區、讀國際學校，後來早早出國升學；也有人家住新界公屋，文憑試後留在香港讀大學。這個中學生組織讓他眼界大開，大至一班人聚在一起談Game Theory，小至一起聽本地獨立樂隊my little airport的音樂，不同原石的光折射進Peter的生活。

2012年，黃之鋒在已停刊的《壹週刊》訪問裡，如此總結他們一代年輕人的想法：「我們沒有目睹八九六四，○三七一時是小學雞。但一場反國教，我們和所有香港人都覺醒。⋯⋯八十後追逐香港社區情懷。但當我們九十後懂性時，香港已沒有什麼餘下。我們沒有背負香港的歷史，我們，是來創造歷史。」

可能性是他們本身，也是2010年代的他們所看見的未來。

數年間，香港社會思潮起動，學民思潮縱然是一些年輕人的起點，但也僅是百家爭鳴時代的其中一家。尤其學民最初為關注單一議題組織，當成功爭取擱置國教科後，成員和義工各自為著升學、理念分歧、甚或組織內的派系不同，決定去或留。有人升讀大學後加入院校學生會成為學聯一份子，有人走向更「本土」的組織，也有人加入社民連，形形式式的選項曾經存在。

雨傘運動前，Peter 也因忙於考試、升學，在2014年7月離開學民思潮。「它作為一個春秋戰國時期，尚且比較自由的時期，就好像『做乜都無事』的時空入面存在。」

之後，Peter 在大學裡學習新聞攝影。他想換一個身份去觀察社會變化與人類的走向。他多年沒有向新認識的人提起自己「學民仔」的身份。

「我也是個普通人，也不認為有title有什麼特別。而我又開始有新的事情要去做。」他說。不僅是他，當時的年輕一代，都各自有事要做。

昔日在學民認識的朋友活躍於社運現場，變成他鏡頭攝下的對象。「黃之鋒」是他大學二年級拍攝人像功課的素材，題目是「參與雨傘運動的學生」。2016年，大學生黃之鋒與部分學民思潮、學聯成員創黨成立「香港眾志」，走入參政路。

在Peter心中，2016年是對香港重要的一年：香港出現主權移交以來的首次「暴動」，首次有立法會參選人被DQ（取消參選資格）。「2016年是承載所有事情的起點。」

當時對攝影記者抱有無限憧憬的Peter開始想像，自己會不會像著名攝影師Pete Souza跟拍奧巴馬8年一樣，能持續追縱一個未來立法會議員的成長？

打開封塵記憶

反修例運動後，香港社會經歷大規模的移民潮，Peter的家人決定移民英國。父母問他，我們想移民了，你有沒有什麼打算？Peter 當下近乎不加思索：「去啊，我都去啦。」他覺得，自己不過20來歲，他還想見識一下世界。

倒數離港的那段日子，他仍透過鏡頭追蹤著黃之鋒，直至他入獄，因民主派初選案再次被控。

Peter 最後與黃之鋒有關的攝影工作，是爬上九龍荔枝角的山頭，用長鏡拍攝從收押所走入囚車的黃之鋒。Peter本身有畏高症，但他向公司自薦爬上山頭，拍攝準備上庭的黃之鋒。

由組織到行業，建構身份的一切逐一瓦解，當年的中學生早已離「學生」身份遠遠，各自在新的時空建立自己的腳下未來。

2026年，黃之鋒在獄中面對再多10年以上的監禁。學民思潮的眾人，或散落在旁聽席、法庭，或遠離政治，甚至身處海外。Peter數過當年參加過學民思潮、如今身處英國的人應能坐滿兩桌，而加拿大也應該有7、8人。逐漸在英國紮根的他，放下全職攝影新聞的生活，偶有接案香港新聞的攝影工作。

現實逐漸沖淡了他成為Pete Souza的想像，他也很多年沒有提及自己的中學回憶。「阿叔我都30歲人，也沒理由總是強調自己少時參與學生運動，當年參與也不是很多。」

但是，黃之鋒被定罪、被判刑，還是讓他內心泛起漣漪。9月初，他把硬盤內青澀的影像上傳到Instagram。老朋友看後對他說，這是文物庫級別的歷史存檔。

Peter說那不過是成長後透過相片話當年的感覺。學民思潮當年帶給他的震撼與充權的感受很強大，以至往後他當攝影記者時，也會覺得自己已退後一步，是做一個社會觀察，用旁觀者的身份去寫一份紀錄。

30歲的他，在短短的訪問裡不斷形容自己已經是「阿叔」。與2019年投身社會運動的一代相比，他常常自覺是個老人」，重看這批學民舊照，「有種在Wikipedia回望高山大會的感覺。」他說。

（按：高山大會是香港民主派團體在1986年假高山劇場合辦的民主集會，商討香港未來政制）

學民思潮對他而言的意義，是擁有一班一輩子的朋友，即使已經過了10多年，即使彼此不再常見。

遙遠的起點與今天的關係，30歲的Peter仍然未有明確的答案。他覺得要不是這次判刑，他也不會打開那些封塵的檔案。「以前的事，我從來也沒有梳理過。當我回看舊時，可能會找到新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