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红利期还有多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分析师Boden，作者：分析师Boden，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天的中国是过去50年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

从1990年代承接日韩产业链，到2001年加入WTO后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中国用两代人的时间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化。今天有些人认为，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的中国，早已可以高枕无忧。

但中国制造的红利真的有这么长吗？

全球制造业的历史周期律

在人类工业史上有一个至今未被打破的残酷铁律。

大约每40至60年全球化的制造中心就会发生一次转移。

从1840年，英国完成蒸汽革命，全世界正式进入工业文明开始计算，在约180年间全球已经历了四轮制造中心的转移。

第一轮转移发生在1890年代，自工业革命后，英国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工业国，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制造业垄断。彼时曼彻斯特的棉纺厂、利物浦的港口与伯明翰的钢铁厂，拥有接近全球50%的产能，是19世纪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

但制造中心的地位从来不是垄断能守住的，因为后发国家的追赶，总会到来。

随着美国与德国完成工业化，这两个新兴经济体在钢铁、化工、机械等领域迅速追赶。1890年前后，美国的工业产值首次超过英国，全球制造中心地位开始从英国向大西洋两岸扩散。这轮转移持续了大约十五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基本完成，美国自此进入了极度繁荣“咆哮的1920年代”。

而在20世纪，这种转移又发生了两次，分别是1945年二战后美国工业体系向东亚的日韩转移，以及1990年前后，日韩产业链向中国大陆转移。

而这两次转移，让东亚从战后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一步步走到了全球财富与制造的中心地带。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这近200年工业史中第四个制造业中心。而这四轮转移看似各有各的时代背景，但都遵循同一规律。

按照国际贸易的基石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当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成本差，贸易就会追逐成本更低的地方，在此过程中，制造环节必然从高成本国家流向低成本国家。并且这种转移，不以国家意志与产业政策的改变而停止，过去近200年，没有哪个国家依靠政策成功阻止了制造中心的转移。

回头来看，这四轮转移对全球经济是有利的。制造流向成本更低的地方，消费者获得更便宜的商品，承接转移的国家获得工业化和就业。这是全球分工下成本与效率优先的大逻辑，也是支撑过去数个世纪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

但对被转移的国家，影响是残酷的。

英国失去制造业根基后，花了将近五十年才找到新的增长点。美国中西部工业带至今都没有恢复元气。即便是通过大规模出海，将影响降到最低的日本，其在1990年至2000年间，大量中低端制造业的外移依然对本土就业造成了显著冲击。

那么中国是有可能打破这个历史周期律，还是成为这个周期律的下一个承受者？

如果从时间上计算，自1990年承接全球产业链，到2026年已经过去了36年。如果这场历史周期律必然到来，那么中国制造目前拥有看似强大的安全垫，其实只剩下不到一代人的时间。

第五次产业转移冲击下的中国

今天的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产业转移。

过去30年，全球制造业的格局建立在一个稳定的三角贸易结构上。

美国与欧洲创造最终消费需求，资源型国家供应原材料，而中国则提供将原材料加工为商品的制造能力。

这个三角循环运转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让每一方都各取所需。发达国家获得低成本商品维持了低通胀和高消费，发展中国家用资源出口换取了外汇并建设基础设施，而中国则用全产业链的制造能力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但如今，这个三角结构正在解体。

首先是消费端，传统的消费大国美国与欧洲正在重新进入全球产业分工的制造环节，美国自2022年推出的补贴法案，让以半导体与新能源为代表的中高端制造业迎来了一轮投资繁荣期，截至2026年，制造业回流的投资承诺已超过3万亿美元。欧盟则在2025年底提出《工业加速器法案》，要求高端装备的本地化生产比例达到35%以上。

过去三十年，发达国家把制造环节外包换来了廉价商品，但代价是实体就业的持续萎缩和产业退化。如今，它们本国的就业压力和产业焦虑迫使他们必须重新回归制造业。

但变化不止发生在消费端。在另一端，传统的资源型国家也在尝试打破“资源换外汇”的宿命，向中游的制造环节渗透。

过去，东南亚、南美与中东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分工中的定位是提供能源和原材料，通过出售资源换回建设资金。但现在，它们开始主动放弃该模式。无论是印尼禁止原矿出口，要求冶炼加工在本土完成。还是智利的国家锂战略，要求锂资源在智利境内完成更高附加值的加工。

新兴经济体们已不再满足于只做原材料供应商，反而要进入过去30年中国最擅长的领域，把原材料加工成工业品。它们的底气来自过去二十年的资源出口，已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和基础设施。港口、公路与工业园区，这些中国在九十年代才逐步补齐的基础设施，它们也逐步拥有。

当然现阶段这些经济体看起来依然不够强大，比如号称越南特斯拉的本土电动汽车品牌VinFast，中国供应商比例高达80%，被称为中国贴牌电动车。但这也恰恰说明它们产业转型的决心，因为我们何尝不是这么发展起来的，要知道80年代中国第一批国产桑塔纳的国内零部件比例可只有2.7%

可以预见的是，他们会在不久的将来与中国展开新一轮竞争，抢夺全球制造业的市场份额。曾经少有人竞争的全球分工产业链制造环节，正在变得人满为患。

但贸易格局的剧变，就是这场冲击的全部了吗？

事实上，今天全球贸易最核心的基础要素也正在经历一次历史级重估。

无论是美欧回归制造，还是新兴经济体的产业转型，它们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全球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在被重新配置。当下的国际贸易正在经历一场成本大迁移，过去中国制造业引以为傲的成本护城河开始被挑战。

目前，东南亚，南美与中亚即将释放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轮新增劳动力供给。世界银行估算，2025年至2035年间，全球新兴经济体总计将新增约12亿15～24岁的青年劳动力，全球可用劳动力总量在现有基础上将再增加40%。仅东南亚与印度每年新增劳动力就接近3000万，超过2000年处于劳动力增长峰值的中国。

这些国家中相当一部分已完成基础工业化，正在进入如同中国前三十年般的人口红利机遇期。除此之外，劳动力的价格也极为便宜。以印度为例，国际劳动组织统计，2024年印度中大型制造类企业中，一个成熟的组装工人平均月工资仅1.4到1.8万卢比，相当于人民币970至1250元。如果是中小作坊型企业，月工资甚至不到中国同类型工厂工人的六分之一。

这意味着，全球将进入新一轮资源配置。当新兴经济体既拥有极低的要素价格，又具备承接产业的土地和基础设施时，资本自然会流向回报更高的地方。并且这种分流也为欧美回归制造提供了一条低成本路径，即将中低端环节配置到新兴经济体，本土聚焦高端制造和关键环节。

而这样的要素冲击，在最近数十年前才刚刚发生过一次。

1990年前后，全球市场迎来了中国10亿适龄工作人口，全球可用劳动力在短时间内增长了近一倍，该冲击在经济史上被称为“The Great Doubling”（劳动力大翻倍），普遍认为是世界制造中心的第四次转移开始的标志性事件。而在那次成本大迁移中，大量欧洲与亚洲的中小型低端制造业工厂倒闭。目前主流金融机构都预测，在未来10～15年，全世界将迎来自中国劳动力加入后，全球分工链条的第二次劳动力冲击。

只不过上一次，中国是全球分工链条冲击的发起者。但这一次，我们成为了守擂者。

中国制造的红利还有多久

到这里我们需要先回答文章开始提出的问题，中国制造的红利大概还有多久？

如果只是单纯的制造红利，那么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因为在如此低价的要素成本面前，产业转移是必然发生的。最多还有5-10年，新兴经济体就会大规模进入全球产业分工的制造环节，它们也会遵循从低端制造到中端的产业升级路线。这是经济学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届时中国制造将面临三明治型的压力，向下要用已经高昂的人力与土地成本，去与这些新兴国家近乎免费的要素竞争，向上则还要去与发达国家的高端产业争夺份额。

当然，这并非说中国无法打赢这场仗，但用中国的成本去跟印度与东南亚的成本比谁更低，即使赢了又有何意义？今天中国沿海普通工人的月薪已超过5000元，难道要为了保住成本优势，把工资再降回2000元吗？这既不可能也不应该。

过去几年，经济的种种乱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诱因就是实际利润不足。企业没有足够的利润就无力给员工更好的保障，更不要说提高薪酬与扩大招聘、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了。如果中国继续陷入这场全球制造业的大竞争，利润只会越来越薄，机会越来越少。

因此，面对这场数十年未有的全球贸易大变革，更不能把中国制造的未来押在这场没有意义的消耗战中。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面对这场全球产业的新一轮转移？

如果我们跳出竞争思维，升高一个维度来看待这场产业转移与要素大重估，视角也许会完全不同。

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会自发寻找那些价格更低的要素，并将其套利，这种套利让不同国家的资源得以有效利用，全球总产出因此持续增长。而资本逐利的天性，也决定了投资和制造会在国与国之间周期性流动。这种流动是过去数百年全球贸易的基石，它无法被阻止，更不会因任何国家的意愿而停止。面对全球资本向低成本地区流动的这个事实，本能的反应是把它看作替代威胁，也就是中国需要与他们进行竞争，但这是一种零和博弈思维。

站在让全球化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的角度上看，这种竞争并不会让任何一方真正获益，与新兴经济体硬拼成本，把利润压到极限，所有人都会失去继续升级的能力，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竞争。

纵观过去数百年历史，真正实现的效率大提升，从来都来自全球分工的不断改进，而非对抗。谁能帮助全球贸易降低摩擦、提升流转效率，谁才能成为这轮产业转移中的最大赢家。即先做大蛋糕，再在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份额。

集装箱没有在航运竞争中打败任何人，却让全球贸易成本下降了90%，所有参与者都从中受益。而最早发明与应用集装箱与集装箱船的美国，也成为了50至70年代全球航运爆发式增长的最大受益国。这样的例子其实在过去几百年里屡见不鲜。

所以，中国制造的红利还有多久？

如果只谈论制造环节的成本优势，答案是以五年到十年为限。可如果能跳出这场消耗战，去帮助全球贸易降低摩擦、把蛋糕做大再从中获取更大的份额，那么中国制造的红利可能才刚刚进入下半场。

在这场已经到来的大变革中，中国真正应该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才能既让中国获得新的价值增量，又能最终带动全球经济的总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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