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主权财富基金不是进步主义——它是技术帝国主义

作者是《网络幻觉》和《拯救一切，点击此处》的作者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人工智能心生反感，于是华盛顿正试图以传统方式——“胡萝卜加大棒”——改变他们的看法。周二，“大棒”充分显露：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多位科技企业高管的陪同下向选民表示，如果他们拒绝设立数据中心，企业将“被迫迁往海外”；他还称，“谁掌握了超人工智能，谁就赢了……你们大概不会有第二名”，暗示反对者是在把人工智能竞赛的胜利拱手让给中国。

“胡萝卜”则以分红的形式出现。7月，萨姆·奥特曼提议，美国主要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各自将其5%的股权注入一个公共基金。而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则提出一项法案，设立一个由国家掌控、并持有人工智能巨头50%股份的基金，公民有权分享其利润。

细究之下，“大棒”并不牢靠。两者完全可以兼容：与美国立场一致的数据中心可以设在海外，而人工智能带来的收益仍归美国人所有。人工智能的大部分算力用于模型训练，这一过程可以在任何电力成本低廉的地方进行；只有那些实时响应用户的系统才必须部署在用户附近。

这意味着数据中心可以离开美国本土，美国企业依然受益，而无论机器运行于何处，拥有相关权益的公民都能获得分红。对股东而言，这可谓两全其美：既不必在自家门口建数据中心，又能坐收红利。

然而，这些机器终究矗立于某地，占用某人的土地，消耗某人的水资源，挤压某人的电网。从海外的土地和能源中获取国内收益，这种做法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帝国主义。

新的是奥特曼和桑德斯共同提出的设想——让每位美国公民都参与其中。其结果将是社会与技术双重意义上的新型帝国主义。

美国国务院主导的人工智能供应链联盟“硅安和平”（Pax Silica）几乎毫不掩饰其目标：将成员锁定在美国的算力体系内，同时将中国排除在外。

五角大楼新成立的经济防御局甚至以东印度公司为榜样——这家公司的股东曾从征服中获取巨额分红。该联盟的首个据点是位于菲律宾的一片4000英亩“经济安全区”。

据报道，华盛顿曾寻求在该区域为其人员争取司法管辖权和豁免权，但马尼拉方面两次予以拒绝，并坚持该区域应受菲律宾法律管辖（项目仍在推进）。

正如底特律的繁荣曾依赖利比里亚的橡胶和智利的铜矿一样，旧金山的人工智能辉煌也可能建立在菲律宾的土地及其他国家的电能之上。

此类举措背后的帝国主义野心已在东道国引发不满。在肯尼亚，微软及其阿联酋合作伙伴要求政府承诺采购其计算能力，导致一座价值1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项目搁置。

墨西哥总统则表示，她的国家没有必要成为“世界的数据中心”。其他国家无法阻止的，是美国利用制裁手段通过限制高端芯片供应来将中国拒之门外。

若中国能够获得美国的芯片并进入其开放市场，必将压垮硅谷的估值。切断北京的渠道，使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得以攫取足够利润，从而支撑起一个能够进行再分配的公共基金。

这样的基金并非集体智慧的守护者，而是地缘政治租金的征收者：即维持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受限、同时抬高全球人工智能成本所带来的收益。

美国左翼似乎并未察觉这一点。加文·纽森热衷于谈论“普遍基本资本”，桑德斯则推崇类似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然而，二者存在本质差异：挪威的财富源自本国的海底资源，而美国的财富则来自对芯片的扼制以及对弱小国家的资源掠夺。

桑德斯的法案对此语焉不详：它将人工智能的价值归因于人类的“集体智慧”，却只向美国人派发红利。

对“MAGA”阵营而言，地方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权力至上的中央，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但对左翼来说则不然。当爱德华时代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宣称要以“大英和平”为福利提供资金时，从恩格斯到列宁的老一代社会主义者便嘲讽那些接受这笔钱的工人阶级为“劳工贵族”。

他们的观点至今仍然成立：一个依靠租金生存的群体，会与维护这一利益的体制形成共谋关系。

目前，人工智能的海外扩张仍属各企业的自主行为，东道国仍有权拒绝相关协议。然而，一旦美国政府扫清障碍，且美国公众从中获益，拒绝合作的政府将不仅面对华盛顿，还将面对每一位可能失去分红的美国人。

从桑德斯到史蒂夫·班农的批评者都指出了问题的本质：人工智能催生寡头统治。但以美国的强权为后盾、以牺牲全球其他地区的发展为代价所形成的分红机制，并不能治愈这一弊病，反而会用一种不公掩盖另一种不公，并赋予寡头们前所未有的工具：一个愿意视而不见的公众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