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早已深深浸染了悲观与愤世嫉俗。这正是我成长的那片文化土壤:对新观念、对一切偏离常规之物的敌意;一种预设——事情只要有可能出错,就一定会出错——仿佛恶意无处不在。有一天,我决定做一个乐观主义者,生活顿时变得有趣了许多。悲观者的生活固然轻松,却也乏味;乐观者的生活虽然艰辛,却充满激情。悲观之所以容易,是因为它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而乐观……